雅拉河畔

胡平老师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关于和平变革中国的发言，有理有据，不偏激以哗众取宠，也不中庸以图八面玲珑，可以说是代表了非常成熟的社会变革理论和现实的中国民主发展观念。 愚以为，革命是一个很有趣但难以捉摸的话题，人喜欢讨论但不容易总结。我前一些时间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其中谈到说：“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去做。” 我深以为然。其实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符的，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他的哲学是为了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世界”的崭新态度，给哲学灌输了无穷的活力。例如，尼采就认为康德是人为地设置一些理想的状态，所谓最高道德律令，然后以这些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retives）来作为伦理规范，这些绝对律令虽然在对的人行为和思想做出了要求，即遵循现有的一切秩序，但它并不能解决如何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秩序的问题。即康德的伦理学是静止的、死气沉沉的。 没有人喜欢静止的死气沉沉的东西，哲学家们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

文：欧阳京 最近独立中文笔会内部，围绕刘晓波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那句“我没有敌人”的话，出现了不少激烈的争议。这让我感到有必要写下这封文章。 独立中文笔会是刘晓波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创立的。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书写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一直活在我们笔会会员心中。独立中文笔会官网，还有一个专栏叫“刘晓波和我们不可分割”，显示在首页目录菜单中。（不过我建议这个提法改一下，因为文学性差了一点，有点像小学生作文题目。） 我们如此看重为中国民主宪政“殉道”的刘晓波，所以，能不能理解刘晓波，能不能发扬他的精神，不但对我们笔会会员，甚至对我们所有为中国民主、自由事业而努力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最近的笔会争论和误读让我意识到，刘晓波不但死了，他的精神也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为了直入主题起见，我要在这里提出三个观点，以便笔会同仁以及所有人思考和讨论。 刘晓波在政治上是自杀 刘晓波在身体上是被共产党迫害致死 刘晓波在精神上是被我们杀死   一、政治上是自杀 《零八宪章》作为一个价值观无比正确、道义上无比高尚的文本，当然有其历史意义

引言：从政策失误到结构性动力的再解释 在关于大跃进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两种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模式：一种强调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思想激进与政治权力造成政策的失控；另一种则从制度结构出发，将灾难归因为高度集权、信息失真以及地方官僚体系的激励扭曲。在西方学界，代表性著作者如 Roderick MacFarquhar、Frederick Teiwes、Lucian Pye 等通过对高层政治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毛泽东在权力体系中的特殊角色及其推动“大跃进式乌托邦动员”的行为逻辑（MacFarquhar 1983）。然而，这两种解释虽能聚焦关键因素，却未能充分解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何中国在1950年代末会选择如此激进的赶超政策？为何“速度”在国家发展逻辑中具有如此绝对的优先性？为何国家愿意付出极端代价来换取看似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 本文的核心主张是：大跃进的根本动力并非仅来自政治意志或制度失灵，而是来自冷战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后殖民国家”所特有的民族屈辱记忆、国家脆弱性焦虑与现代化赶超欲望。换言之，大跃进的激进性源于国家试图在极短时间内摆脱“弱国无外交”

So, here we are, eighth week, and we come now to what Kant refers to as the much-needed discipline of reason. Remember, what’s promised...

Now, last week, I gave you two supreme principles, and I want to begin today’s lecture with the supreme principle in relation to the...

Without sensibility, no object would be given to us; without understanding, no object would be thought. Thoughts without content are...

But today, it’s 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Now, I want to begin by saying that, since Kant saw fit—this is the really new contribution...

In the subtleties of everyday interaction, we often observe patterns of behaviour that, while socially acceptable or even rewarded on the...

这些天来，一面等待，一面百无聊赖地混日子。上班仍旧是忙的，抽不出时间看书学习。零碎的时间都花在微博微信这i样的碎片式阅读上了。 晚上，除了陪女儿玩，哄她睡觉，剩下就是跟美剧《The Big Bang Theory》，偶尔练练大提琴，可兴致已经不如从前。 ...

---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邪恶政府吗？兼谈知识分子的选择 作者：欧阳京   我出国以后很久不关心中国政治了，最近，在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写作者扎堆的地方，经常听到“反共”的说法，尤其是64三十六周年以后，关于64的功过是非的讨论几乎是白热化。所以，我也发表了一些让不少人觉得想不通的话题，例如，从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谈到中国人之间的和解；为了追求64真相，我们必须“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采取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和立场。又例如，我认为如果在64事件有真正的权威性学术著作出来之前，就急急定罪中国共产党，从法治精神角度而言就相当于有罪推定，而且一旦你定罪共产党政府，追求64真相就相当于一句气话、废话，等等。这些言论甚至被视为亲共投降做法，实在是对我误读，也是对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极大误解。 然而，毕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实犯过很多错误，有意无意做过很多恶，现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政府，作为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大家觉得当然要反共。所以，从“我没有敌人” 而逻辑推导而出的“和解”必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甚至冷嘲热讽，以至于

——论批评的伦理与政治的可能 诸位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届同仁： 近来，独立中文笔会因纪念刘晓波逝世八周年，围绕“中国是否有出路”以及“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位自身”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笔会内部多有争辩，观点激烈，态度鲜明，既可见公共热情犹存，也可见现实重压下的焦灼与迷惘。...

亲爱的中共党员们： 你们好！ 这是一封写给你们的信。你们或许是公务员、教师、警察、国企职员、基层干部、退伍军人……你们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组成了国家政权与公共治理的主干力量。你们既是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制度运行的亲历者。你们知道现有体制的现实逻辑，也知道其中的困境与代...

三十六年过去了，六四仍是一道撕裂的伤口，不只是撕裂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记忆，也撕裂了异议者之间的伦理基础与未来想象。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陷入熟悉的争执：到底应该坚持革命，还是寻求改良？我们是要彻底否定这个体制，还是在现实中逐步寻求可能的变革？...

摘要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理论重塑了现代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从制度安排转向自由、平等的语言交往实践。本文系统梳理其理论核心：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交往理性的规范内核及其超越传统民主理论的贡献。通过案例分析（如2020年美国大选的社交媒体回音室效应、德国公民协商会议、台湾...

摘要 自由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既是普世人权理念的基石，也是文化语境中的复杂范畴。本文通过比较东方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观，分析中国社会自由现状及其让渡机制，探讨自由与生命、尊严、理想等价值的关系，并结合华人海外生活经验，反思自由的多维含义与现实困境。文章认...

在本次讲座中，我将探讨一位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至今仍在工作并健在。他的研究涉及社会理论、哲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他的名字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可谓是在一个理性主义不再受到高度重视的哲学时代中，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捍卫者。...

马建先生关于民主追求的观点令人深感认同。 我们都关心祖国的前途，都希望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实现。由于个人经历、学识背景和认知差异，我们在实践路径和态度上存在不同。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以平等、理性的方式进行对话，寻求共识，或在分歧中建立理解，而非固守成见、意气用事。...

我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在两句话中总结两千年的历史。对此我选择回避，并假设你已经观看了上一节课。此前的讲述基本上是以一种传统思想史的方式展开的，但如果你有所察觉，我们也不断加入了一些评论，指出这一思想史并非中立无害。它并不像某些学术组织所宣称的那样，是由具有高度判断力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