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独立中文笔会王丹的公开信

马建先生关于民主追求的观点令人深感认同。

我们都关心祖国的前途，都希望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实现。由于个人经历、学识背景和认知差异，我们在实践路径和态度上存在不同。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以平等、理性的方式进行对话，寻求共识，或在分歧中建立理解，而非固守成见、意气用事。

我个人倾向支持周舵先生所主张的“渐进式民主改革”路径，也理解不少朋友更为认同激进或革命性的变革方式。尤其在如何理解中共政权的性质、如何看待1989年事件方面，这种分歧尤为显著。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述。可以说，革命派一般认为：中共是一个压制自由、剥夺正义的体制，只有彻底推翻它，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这种观点在道义上成立，但在现实层面上，我认为它过于理想化。因此，我更倾向于一种既坚持良知、又具现实策略的务实态度。在坚持自由与正义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格局。

六四事件是这个分歧的核心之一。如何评价这一事件，取决于个人的记忆、视角与信仰。有人认为是军方首先动用武力，民众自卫在后；也有人持相反看法，甚至怀疑事件中是否存在“假旗行动”。然而，在缺乏系统证据和话语空间的条件下，我们恐怕难以达成关于“真相”的一致。

历史的真相往往模糊不清，更多体现为观念和立场之间的张力。比起围绕历史责任的指责，也许更紧迫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言行是否真正有助于推进民主目标？

因此，我建议我们转向建设性问题的探讨：改良与革命，究竟哪一种路径更有助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如果选择改良，我们该从何处着手，改什么、如何改？若主张革命，我们是否有能力清晰界定革命的对象与策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讨论，而不是仅停留在口号和宣言层面。

我并非反对表达诉求的声音，也理解“打倒中共”等口号的情绪背景。然而，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这类表达往往被视为象征性的姿态，对体制本身难以构成实质性冲击。更糟的是，它可能加剧国家对公共空间的压制，导致资源浪费与社会撕裂。

海外民运在推动中国民主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恐怕不如我们曾经希望的那样深远。虽然它为部分人带来了道义声望与身份认同，如“流亡作家”“民主斗士”“抗命诗人”等头衔，但这些标签本身并不能改变制度结构。甚至可能导致国家花费更多财力与人力来维护对外宣传、防范机制、防火墙系统等，间接加重普通百姓的负担。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我们在海外享受自由和宽容的环境时，却无法将这一制度经验有效地带回祖国。这种无力感时常让我反思，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我个人深信，自由不应仅是个人享受的权利，更是一种可以共同分享的公共价值。如果我们自认是爱国者，是否应该承担起让这份自由回到中国土地的责任？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自由的舒适区，而应该努力思考“如何以现实可能的方式将自由植入祖国土壤”。

我提出如下设想，愿与各位共思：我们是否可以重新理解1989年事件的复杂性，在承认学生诉求正当性的基础上，认识到事态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局限——包括政府、民众、学生在内，或许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意识。在群体情绪的推动下，北京一度陷入无序状态，政府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采取强硬手段，最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恢复秩序。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全社会对这段历史的理性讨论，并试图超越“清算”与“仇恨”的叙述模式，是否有可能逐步打破敌对循环，为社会重建信任与公共空间提供条件？

我相信：即便短期内难以形成制度突破，但这种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政治文化进步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当年参与运动的女性，如柴玲，已在信仰与人生选择上完成与过去的和解。她的选择是否理想，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和解不等于背叛，反思不等于否定。我们作为男性知识分子，是否更应承担起政治创造的责任，而非仅停留于政治符号的自我认同？

我愿借一则比喻与各位共勉：

鸡蛋从外部打破，只能成为食物；从内部打破，才是成长的开始。我们常常看见破壳的那一刻，却忽略了内部细胞长时间的无声变化。愿我们都能忍受那漫长的黑暗，等待自由破壳而出。

中国的政治成长或许缓慢而艰难，但正因为此，我们更应成为其中的促成者，而非旁观者。只有真正理解现实，愿意承受挫折，并持续进行微小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改变。

愿我们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不仅共享理念，也共享行动的责任。

——谨此，与王丹先生及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共思。

注释：

“渐进式民主改革”常用于描述一种不通过革命或政权更迭，而是通过制度演进、法治建设和社会协商实现民主化的路径。参见：徐贲，《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关于海外民运在六四事件后的历史轨迹与行动模式，可参见周锋锁，《漂泊与呐喊：流亡知识分子与中国民运》（台北：允晨文化，2009）。

有关六四事件不同立场和解释的分歧，可参考文献整理如下：丁子霖等编，《天安门事件实录》（香港：开放杂志社，1990）；胡平，《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纽约：人道中国，2009）。

有关“政治象征性行动”的研究基础可见：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外部打破与内部成长”的鸡蛋比喻常用于教育学和政治转型理论，用以表达成长必须由内而发的思想。该表述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源于多版本演讲材料的演化。

关于柴玲的宗教转向及其思想变化，可参考其著作《我心深处的自由》（英文版：A Heart for Freedom, Tyndale House, 2011），尤其是书中关于悔改与宽恕章节的论述。

“国家记忆政治”与“历史和解”的学术讨论可见：王柯，《记忆的政治：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对于非暴力改良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可参考：Jean Bethke Elshtain, Democracy on Trial, Basic Books, 1993；Edward Shils,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排序）：

Edelman, Murray.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Elshtain, Jean Bethke. Democracy on Trial. Basic Books, 1993.

胡平.《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 纽约：人道中国，2009.

Shils, Edward.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徐贲.《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 北京：三联书店，2008.

王柯.《记忆的政治：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周封锁.《漂泊与呐喊：流亡知识分子与中国民运》. 台北：允晨文化，2009.

柴玲.《我心深处的自由》. 英文版 A Heart for Freedom, Tyndale Hous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