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是怎么死的？

文：欧阳京

最近独立中文笔会内部，围绕刘晓波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那句“我没有敌人”的话，出现了不少激烈的争议。这让我感到有必要写下这封文章。

独立中文笔会是刘晓波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创立的。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书写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一直活在我们笔会会员心中。独立中文笔会官网，还有一个专栏叫“刘晓波和我们不可分割”，显示在首页目录菜单中。（不过我建议这个提法改一下，因为文学性差了一点，有点像小学生作文题目。）

我们如此看重为中国民主宪政“殉道”的刘晓波，所以，能不能理解刘晓波，能不能发扬他的精神，不但对我们笔会会员，甚至对我们所有为中国民主、自由事业而努力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遗憾的是，最近的笔会争论和误读让我意识到，刘晓波不但死了，他的精神也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为了直入主题起见，我要在这里提出三个观点，以便笔会同仁以及所有人思考和讨论。

1. 刘晓波在政治上是自杀

2. 刘晓波在身体上是被共产党迫害致死

3. 刘晓波在精神上是被我们杀死

一、政治上是自杀

《零八宪章》作为一个价值观无比正确、道义上无比高尚的文本，当然有其历史意义。它关于平等、自由、人权、共和、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是每一个现代文明世界的人理当同意并倡导的，但是它的实际政治主张：三权分立、立法机构直选、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联邦共和等等，都是试图对当今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进行致命打击，说是与虎谋皮不为过。

也就是说，它确实一份充满启蒙情怀与理性主义精神的宣言，但它并不是一条可操作的政治说明书、可按图索骥的路线图。它只描绘了理想的“彼岸”，却没有提供通向彼岸的桥梁。在一个公民社会被摧毁、制度毫无开放迹象的专制国家，这样的宣言注定会受到政府的反对、无视、甚至镇压。

因此，在我看来刘晓波更像是一位高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品格、人格与信念值得尊敬，但政治上的幼稚让人担忧。政治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策略。我们从不缺殉道式的诗人，从林昭到顾准到刘晓波，但我们却始终缺少林肯那样的伟大政治家。林肯在推动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既我们俗称的“废奴法案”时，为了劝勉那些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和反对者达成共识，说：“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北方（true north）在哪里，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绕开通往那里路上的陷阱、沼泽与悬崖，那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何用？”

仅仅怀有理想和知道前进方向而不理解路径的艰难与风险，甚至轻率地将“真理”投入残酷现实之中，往往不能推进历史，反而会自毁其身，并让历史倒退。这种“政治上的自杀”，不是因为个体的软弱和无能，而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与悲剧。例如8964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些满怀爱国热诚、伟大理想和人生抱负的莘莘学子，就像一个个理想主义诗人，不懂得政治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利益的妥协，需要在现实的法制框架、已有政治结构中一点一点取得进步，而不是希望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庞大的国家。他们高喊着坚守道义、真理、追求自由，却不知道去理解当时中共中央改革派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当时的中国社会凸显出几千年来未有之活力：国家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政治上提倡平等对话，体制和民间都显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精神解放、思想活跃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学生们空有热情、决心和勇气，理想主义强烈而政治经验不足，尚未具备现实协商与改革的路径意识。一味高蹈追求梦想，提出让任何现有政府都不可能接受的体制剧变，甚至要打倒现有政府，导致僵局，并以绝食这种道德困境胁迫当局让步，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给顽固派以借口，决心残酷镇压，不但让北京发生双方伤亡、公共财产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的举世瞩目的悲剧，也让同情学生的改革派最终失去任何话语机会和政治力量，让中国从此走向政治寒冬，并再次出现极权主义倾向。

说8964事件让中国的民主事业毁于一旦，不是夸张的说法。

所以，作为8964精神之延续的《零八宪章》，不仅是刘晓波的政治理想宣言，也是他个人政治上的“自杀”遗书。有道义价值，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刘晓波自己也是深深认识到这一点的，他说，我这一生是没有希望看到民主了。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政治“自杀”，是基于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一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勇武决绝。这种精神上的美感和道义的崇高，其价值也许是无法衡量的。

二、身体上是被共产党迫害致死

尽管刘晓波的政治理想与共产党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不一样，但是这不是后者政治迫害的理由。言论自由、思想无罪。共和国每个人都有宪法规定的表达自己言论包括政治理想的权利。所以，判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违宪的，是一种政治迫害。

在坐牢期间，刘晓波应该享有治疗权，共产党未能公开其癌症的发现、治疗过程，这是对其基本人权的侵犯，且在隔离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又不允许其自由选择就医，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一个文明社会，哪怕面对的是“异见者”，也应保障其基本生命尊严。但刘晓波却被制度一步步送入绝境，直到病亡。所以说他是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并不为过。

3. 精神上是被我们害死

刘晓波虽然死了，但是他提倡的“我没有敌人”，应当是我们这些“继承”其遗志、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人所共有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这个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创立的写作者组织，其许多会员却无法理解甚至误读这句话，实在是对刘晓波这种广获国际赞誉、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念之扼杀。这种扼杀最令我痛心。

刘晓波在发表“我没有敌人”的法庭陈词后，立即遭到各种误解，他解释说：“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能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与控诉的姿态，是一种不以恶还恶、不以仇恨为目标的精神。其价值不亚于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爱你的敌人。

刘晓波和甘地一样，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正如威尔杜兰特评价斯宾诺莎一样，他们“比很多基督徒更像基督徒”。著名的基督徒成都秋雨之福牧师王怡就曾经声色俱厉地责骂“习近平是个罪人”。当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在基督徒语境中王怡牧师并没有错，但在公共语境中，以控诉者的口气说出来，它就是“道德审判”。而基督徒没有权柄定罪他人，只有神才有判断的权柄。例如，耶稣对那些要用石刑处死通奸女人的人说：“你们谁没有过犯可以扔出第一块石头”。基督徒的信念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的是共同忏悔，而不是去定罪他人。作为基督徒，尽管我爱王怡弟兄，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一点：王怡这个做法比刘晓波这个非基督徒更不像基督徒。我知道王怡很多次试图说服刘晓波受洗，但后者无法接受，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刘晓波的理由。

又例如甘地，他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取得成功，但是支持甘地一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爱心，尊重所有人而不鄙视任何人（bows to all and despises none），他还认为“贫穷是暴力最极端的形式“，而致力于民生而不是政治。这些与刘晓波所坚守的立场，是同一种精神谱系，那就是“以爱化解恨”、爱你的敌人。而爱你的敌人，首先就要从精神上、从实践上、从理论上和敌人和解。为什么爱你的仇敌？因为你要爱你的邻人，而你的仇敌实际上和你的邻人并无区别。

我们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而继续在愤怒、控诉、二元对立中自我安慰，从不试图按这种理念去行事为人，那么刘晓波精神就死了，是被我们这些人杀死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些问题，但限于篇幅，无法多谈。让刘晓波精神复活，这是我此文的全部目的。

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