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识分子书

——论批评的伦理与政治的可能

诸位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届同仁：

近来，独立中文笔会因纪念刘晓波逝世八周年，围绕“中国是否有出路”以及“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位自身”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笔会内部多有争辩，观点激烈，态度鲜明，既可见公共热情犹存，也可见现实重压下的焦灼与迷惘。

我并非急于参与此类争论的人，但面对今日愈发撕裂的公共情绪，仍愿提出一些可能不合时宜的思考。以下文字无意说服，亦非为了对抗谁的立场，而是想从伦理出发，审视我们当下的“批评方式”是否已走入一种非建设性的误区，以及我们是否还能重启对话，开辟一条不以仇恨为路径的批判方式。并响应“中国行动”公开信征文，向全体华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请教。

一、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逻辑后果

首先，我想澄清一点：我并非“鼓吹和解”。相反，我只是试图正视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所隐含的伦理原则与政治逻辑。若这句话并非一句姿态式的道德修辞，而是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判断提出的，那么我们必须追问：如果没有敌人，那我们与体制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是敌人”，就意味着在伦理上否定了敌我对抗这一基本范式。在这个前提下，体制与我之间便只剩两种可能的关系：陌路或朋友。

我初出国时，也曾抱持“陌路”态度：中国的体制与我无关，远离即可，不问不理，关门读书。然而随着对西方政治、社会、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愈发意识到一个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若仅仅满足于享用他国已有的制度成果，而对自己民族的现实与未来选择漠然无感，那么不只是对祖国的背叛，更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否定。

现代化不是可以摘取的“桃子”。真正的自由、文明、责任意识，只有在亲身经历社会变迁的痛苦与希望中才能获得。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当作“陌路”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场与逃避。

既然不能是陌路，又不愿意以敌人自居，那就只剩“朋友”这一选项。当然，朋友不必意味“亲密”，而应当是一种愿意沟通、理解与批评的关系。我们能否成为中国的“诤友益友”？这不仅是情感选择，更是伦理判断。

二、三种批评姿态的逻辑困境

当下体制外的批评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非暴力不合作者、政治对抗者与道德审判者。三者皆有其合理起点，然在今日现实中，都遭遇各自的悖论与局限。

1. 非暴力不合作：从道德高地滑落为政治“隐退”

非暴力不合作，曾是一种极具道德力量的策略。它拒绝暴力，也拒绝参与体制性虚伪，是一种基于个人尊严的“精神不服从”。这一姿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抗史中亦多有表达，胡适、林昭、刘宾雁、刘晓波、民运理论家独立中文笔会的胡平老师等人均曾走过这条道路。

然而，今日现实已发生转变。在高度稳定、技术治理日益精细化的体制下，个体的不合作往往无法撼动系统逻辑。民间与体制之间的彻底割裂，不但未造成动摇，反而被体制轻松吸纳为“政治沉默”。久而久之，“不合作”本身也失去了对秩序的扰动力，甚至演变为一种“高贵的躺平”。

我们不能否认：若无组织化的公共发言平台、若无联结机制与传播通道，非合作很容易从抵抗方式滑落为自我边缘化的象征政治。一种没有连带结构的“洁身自好”，最终可能只是对现实影响的自我放弃。

2. 政治对抗：从勇敢揭露到象征性消耗

另一种批评姿态，是将自身定位为体制“对手”，希望通过揭露体制之恶、强调其不合法性、累积国际声援，最终“迫使其放弃统治”。这类对抗在道义上无可指摘，但现实路径却陷于困境。

海外的强烈批评，虽不断提醒外界中国现实的真相，却未能对体制权力产生实质撼动。而对抗所导致的强化打压，又反过来强化了反对者自身的“证据链”，于是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批评越被压制，越被压制越强化敌意。对抗与镇压相互促进，批评与防御相互固化，形成封闭的零和游戏。

更深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忽视了批评的伦理逻辑？《论语》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今天我们这些批评者往往在一开始便用最激烈的语言将共产党体制全面否定为“邪恶政权”“黑暗国度”“人类公敌”，这种道德定性一旦先行，所有建设性批评都将被视为敌意，根本不被听进去。这不但是策略失败，也是伦理逻辑上的失败。

3. 道德审判：从正义诉求到道德自恋

最后一种姿态，是诉诸终极正义的道德审判，将体制全盘视为“罪犯”，幻想在某个时刻得到历史清算。表面上，这种姿态最为正义，但实际上，它所依赖的实现路径最为空洞。

首先，这种“清算”并无现实通道。其逻辑建立在对西方正义观和普适价值观之上，而非对制度结构的理解；其次，它极易演变为一种自我道德的陶醉，最终沦为情绪表达，而非政治力量。历史上的“正义神话”并不少见，但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愤怒的语言，而是能持续建设与沟通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这种“罪与罚”的叙事逻辑，彻底断绝了体制与人民之间的任何理解可能。它不仅无法打动被批评者，也无法使批评者真正理解自己所批评的对象。最终，只会将自己锚定在“彻底敌对”的立场上，自我牺牲而难有成果。

三、“我没有敌人”是一种政治伦理，而非道德宽宥

我们当然不能美化这个体制的专断，也不能否认其对思想自由、社会正义所造成的压制。但我们能否在拒绝粉饰的同时，也不陷入仇恨？我们能否超越“敌—我”逻辑，找到一个让批评继续生长的伦理空间？

“我没有敌人”并不是软弱的退却，而是一种伦理上的重构。它要求我们在拒绝压迫的同时，也拒绝仇恨；在批评现实的同时，也保留理解与转化的可能。这种立场并不排除正义，而是避免把正义变成复仇的语言；不否定判断，而是试图让判断不陷入极化的陷阱。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日所最需要的，也许不是更激烈的道德谴责，而是更诚实的现实分析；不是更多“敌我划界”的姿态，而是更多“批判与理解并行”的努力。

我们当然仍需批评。但真正有力量的批评，不是将语言武器化，不是重复愤怒与咒骂，而是建立在判断力、策略性与伦理自觉之上的批评。批评是一种能力：对现实复杂性的辨识力，对自我情绪的克制力，对历史逻辑的耐心。

愿此信能引发更多耐心的思考，也愿我们在愈发撕裂的时代，不放弃判断、不放弃沟通、不放弃一种不靠仇恨的改变。

此致

敬礼！

欧阳

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