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敌人：从《最好的敌人》谈中国社会的和解

在美国种族冲突的漫长历史中，1971年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Durham（北美著名大学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所在地）的一场小学种族融合会议，似乎只是地方性的小事件。但正是这场协商，促成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黑人民权斗士安·阿特沃（Ann Atwater）与三K党领导人C.P. 埃利斯（C.P. Ellis）从水火不容走向互相理解。这一真实故事被改编为2019年电影《最好的敌人》（The Best of Enemies），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表演与沉稳的节奏，讲述了一个关于转变、和解与人性尊严的动人故事。

影片由罗宾·比斯尔（Robin Bissell）执导，塔拉吉·P·汉森（Taraji P. Henson）与山姆·洛克威尔（Sam Rockwell）分别饰演Ann 和 C.P.。两位演员的表演张力极强，不仅再现了角色的社会立场，也呈现了他们内在的挣扎、困惑与成长。汉森饰演的Ann坚毅有力，嘴里永远不缺反击的语言，但当她默默看着C.P.为残障儿子流泪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母亲的柔情与悲悯。而洛克威尔饰演的C.P.在片中完成了极为复杂的心路转变，并非因为他理性地认清了“三K党背后的政治利益”或者“意识到自己被剥削”，而是因为在与 Ann Atwater 的真实交往中，他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一个被他仇视的人的尊严、情感与责任。在连续多天的会议中，两人不得不坐在一起，讨论教育、讨论孩子，也不得不在对方面前暴露出最脆弱的自己。尤其是在医院那一幕，Ann 看到 C.P. 因为残障儿子的医疗问题焦急无助时，并没有冷嘲热讽，反而以一种默默的理解站在他身边。这种出乎意料的同情和尊重，震撼了 C.P. —— 他发现自己曾将黑人视为“劣等人”，而这个“劣等人”却展现出比自己更高贵的情感能力。

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动摇：不是思想理论上的动摇，而是人性经验上的冲击。在那一刻，他开始动摇自己对“种族等级”的信仰。再加上他看到黑人社区对孩子教育的期待与奋斗，与他为儿子付出的努力竟有惊人的相似——他意识到所谓的“种族差异”只是人为设下的藩篱，而对孩子的爱、对尊严的渴望，是跨越种族的共同情感。

最终，他不是因为被三K党抛弃而背叛，而是因为他无法再违背自己看见的真相、听见的声音、感受到的善意。他的转变，是一个白人男性挣脱恐惧与偏见之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

影片节奏缓慢但稳健，它并不依赖煽情桥段去推动叙事，而是通过不断的对话、争执与沉默，逐渐将观众引入角色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方式带来一种“冷静”的力量，观众能够真正看到——所谓种族仇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政治操纵、社会结构与历史偏见中一层层堆积而成。

影片的核心不在于教育制度本身，而在于人是否有能力真正“看见”另一个人。影片中最打动人心的一幕，莫过于Ann无意间看到C.P.因担忧儿子的状况而情绪崩溃，而她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眼神中透露出理解。这一瞬间，两人不再是“黑人妇女”和“三K党头目”，而是两个挣扎于底层生活、为子女忧虑的普通父母。

这也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社会的分裂，往往并不是最底层人群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被操纵去彼此为敌。当C.P.最终决定投下支持学校整合的票，他不仅背叛了三K党，更背叛了他曾相信的种族身份认同。但正是这一背叛，反而使他获得了新的自我尊严。这是影片给予观众的最大启示：真正的自由不是来自仇恨中的身份坚守，而是敢于突破仇恨、迈向和解的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结尾并没有用“皆大欢喜”的姿态美化现实，而是以真实历史影像告诉观众：这段友谊确实存在，而且持续了数十年。Ann 和 C.P.一同出席活动、演讲、拥抱彼此，直至C.P.于2005年去世。现实本身比电影更有力，这种力量来自人与人之间真实发生的理解。

当然，影片也并非毫无瑕疵。有些观众批评其“好莱坞式的理想主义”，认为它过于强调个人道德转变而忽视了结构性制度问题。这种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但在当前社会中，当人们愈加倾向于“标签化”对立，《最好的敌人》依旧提供了一种值得被珍视的视角：不是每一个敌人都注定永远是敌人。若有倾听与接触的机会，也许我们所恐惧的“对方”，其实也在害怕和痛苦之中挣扎。

总之，《最好的敌人》是一部沉静却不失力量的作品。它没有喧嚣的对白或极端的情节，却在两个“敌人”的对峙与转变中，展现了人性的可能性与社会变革的起点。在这个愈发碎片化、群体对立加剧的时代，这样的故事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正如片中所说：“If loving my neighbor means loving Ann Atwater, then I reckon I’m gonna have to start.” 也许，我们都可以，从“敌人”那里，重新认识什么是共同的人类命运。

我不禁反思：今天很多人眼里的中国社会的紧张关系，是否也在复制类似的“敌我思维”？如果说美国的种族结构是一种压迫性分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将中国的权力结构——比如共产党体制内的权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落差——看作另一种“等级壁垒”？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值得追问的是：我们能不能要不要学会和解？

黑奴制度已经是历史，美国社会尚能在某些时刻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修复，而在我们自己社会中，很多伤痕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疗愈。我们太容易把“制度”具象化，把“敌人”人格化，从而放弃沟通与协作的可能。影片中Ann与C.P.的对话之所以动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立场对立，而是他们有勇气在冲突中“看见彼此”——不是作为对方代表的群体，而是作为人本身。

从我个人经验而言，这部影片的价值在于让我重新审视“敌我”的定义。在前两个世纪的美国，虽然第十三修正案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但美国黑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未获得实质性的平等。制度性的歧视和种族隔离，造成了持久的创伤与不公。比如我要介绍的另一部电影《正义的慈悲》（Just Mercy）美国死刑犯错案率高达10%，而黑人死刑犯从严、从快、从重更是比比皆是，这种制度暴力，不是在遥远的过去，而是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现实地发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然而，正是在这种压迫之下，无数民权人士仍然选择通过非暴力、理性、法律与教育手段进行抗争。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白人都视为敌人，即便是在三K党的枪口逼迫和警察的陷害下，仍有人坚持“理解可以战胜仇恨”，坚持通过制度内的斗争推动改变，付出很大努力和代价。

如果把当时美国的白人/黑人关系类比为中国现在的权贵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哪一种更恶劣或更难以化解，我想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这恰恰提示我们当前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共产党和民众之间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呢？黑奴制度、8964已成历史，但我们今天为何却依然无法像Ann与C.P.那样，放下敌意，直面彼此差异，以真实的人性为起点去理解对方？专注于我们生活中对彼此的帮助，勇敢地指出各自的实践上的具体错误，甚至通过细致的工作来改正，承认过去噩梦般的历史，从人性的角度和解，而不是从道德立场上互相否定和攻击，甚至敌我仇视呢？

我也想起刘晓波那句著名而常被误解的话：“我没有敌人。”许多人指责他说这话是软弱、是假道学，甚至说“专制就是我们的敌人”。但这其实是对他立场的误读。刘晓波所说的“没有敌人”，指的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不把具体的人当作必须斗争、消灭的敌人。即他眼中的敌人指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事物。况且，追求民主，并非需要靠与专制体制里个人为敌来达成，反而要团结友爱专制体制的人并与之合作来消解怨恨和仇视，达到和解形成共识。因为专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具体存在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敌对、只有理解和关爱，那么专制的可能性又在哪里？民主的土壤固然是自由，但是没有理解、关爱、合作来结成的秩序，自由又如何生长出来呢？

这部影片不仅触动人心，也深刻诠释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需要和解”的态度。因此，我郑重地推荐给每一位笔友，希望它能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共产党政府和人民之间‘敌我’关系的起点。

欧阳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