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平老师谈革命（89学运）

胡平老师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家，关于和平变革中国的发言，有理有据，不偏激以哗众取宠，也不中庸以图八面玲珑，可以说是代表了非常成熟的社会变革理论和现实的中国民主发展观念。

愚以为，革命是一个很有趣但难以捉摸的话题，人喜欢讨论但不容易总结。我前一些时间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其中谈到说：“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去做。”

我深以为然。其实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符的，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他的哲学是为了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世界”的崭新态度，给哲学灌输了无穷的活力。例如，尼采就认为康德是人为地设置一些理想的状态，所谓最高道德律令，然后以这些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retives）来作为伦理规范，这些绝对律令虽然在对的人行为和思想做出了要求，即遵循现有的一切秩序，但它并不能解决如何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秩序的问题。即康德的伦理学是静止的、死气沉沉的。

没有人喜欢静止的死气沉沉的东西，哲学家们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乌托邦理念，容不得丝毫变化，一切按部就班，几乎是绝对静止，而这种社会不但不招人喜欢，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以来，关于社会动态变迁，甚至革命的讨论成了很多哲学对话的中心。革命是活力的体现，是人创造力的体现，是人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来为己所用的体现，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战争是一切之父。所谓战争，就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就是革命。

革命是激动人心的，它能创造很多新价值，这些新价值的创造以毁灭旧价值为基础，而除旧迎新，都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人的一生总是在渴望新东西，没有人会对现状满意，即便是暂时满意，过一段时间也就厌倦了。

保守主义者当然也是如此，但他们保守，并不是想让社会维持现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保守，是出于对旧价值体系的尊重，而不是对新价值体系的厌恶和恐惧。在他们（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看来，旧的价值体系，是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的生命创造的结晶，是值得且必须尊重的。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好的会继续，不好的东西也总会有其生命的自然终点。

中国目前这个制度，也属于此列。很多人会说，这个制度制造了很多灾难，瑞金政权、AB团、剿匪、抗日、延安整风、国共内战、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八九，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多少人的生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或者杳无声息、或者气壮山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产、多少人生命的结晶，你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渊薮，例如，你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共产主义思潮可能不会那样顽强狭缝生长，你也可以说如果不是日本侵华，中华民国不会失去整个大陆，等等。但是历史不能重来，人的生命不能重过，一切都过去了，死的人都死了。现状好也好歹也好，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活着的人，生活还是必须继续。何况，共产党这个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向前走着。

那么我们要不要对这样一个制度持保守态度呢？还是以她现在的负面原因，例如人权状况不好、自由程度低下、文化道德的消极方面，而坚持革命主张？正如我先前所言，革命是人心思变、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普遍心态，是有一定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对理想的追求，比起对安逸平庸的世俗生活，更能激发人的豪迈感，你看毛泽东的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它释放出来的美感，是平淡的世俗生活无法相比的。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最高价值观，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中国没有哪个知识分子能说自己能够拒绝这种宏大叙述的吸引，因为它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太美了。而对美的追求，是亘古至今人作为审美动物的永恒主题。

也就是说我们都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来扫荡一切不合理、不公正、不美的东西。粉碎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的梦想，活在一切有知识、有理想、有激情的炎黄子孙心里。所以，我们就有54运动、有89学运。比如，当89学运最后失去方向，几乎无以为继时，四君子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来到天安门广场，宣布重新开始绝食，尽管其目的并非掀起学运的新高潮，但这种为一个更好的明天而牺牲自己的精神，被重新激发，特别是侯德健一首《龙的传人》，用优美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简单直白的歌词，顿时将乌合之众一样的学生重新凝聚在一起了，让茫然的学生重拾信心和志气，最后直到64镇压。

89学运失败了。为什么？我们事后可以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社会的整体方向决定的，广场革命无法扭转这种方向。亨廷顿在书里说：“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溶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起来。 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秩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89学运是接触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学生觉醒的结果，但这种觉醒还不足形成一种迅猛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集团被动员起来投入这种政治活动。当时以戴晴、苏晓康为首的首都知识分子骨干，无一不试图在学生和改革派之间斡旋，以避免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做出努力被一直反对改革的顽固派打消。也就是说，即便是最为开明、最为有学识、有威望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认同学生的激进主张。更不用提其他亿万随波逐流的工人农民了。况且，89学运绝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根本没有“另一个阶段”、即提出新的政治秩序并将之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顽固派看来，它无非就是另一场文化革命式的“夺权”运动，只是要在现有制度上夺权，即以学生组织或者改革派来取代大权在握的顽固派。这种努力在控制军权的邓小平眼里，自然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经过很多犹豫之后，邓小平绕过人民大会制度、人大常委制度，决定镇压，这是正常不过的。

中国目前有没有来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可能？亨廷顿说：“在理论上，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中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所以，我们要看一看现在中国有哪些“边缘”阶级。农民最直接的诉求是土地，现在的中国农民虽然不拥有土地，但是也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介于有和没有之间，即责任田制度。这个制度不允许土地买卖，但却允许土地转让，尤其是当责任田被国家占用时，还可以取得赔偿。也就是一种介于公有私有之间的制度。加上农民注重的物质生活并非失去保障，他们还有各种形式来维持生活，例如打工、进行第三产业等活动来维系，也就是说，革命最直接（打倒地主）、目标最明确（获取土地）的中国农民完全失去了革命的可能。

而工人阶级呢？哪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和资本家的利益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一致的，因为与农民不一样，产业工人不可能通过革命来取得个人所有权或者控制生产手段。这也是基本上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发生工人阶级主导的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情况尤其特殊，工人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所以连罢工的基础都没有，加上工人革命性从来就不彻底的固有特征（工人罢工的唯一目的就是工资，而不是革命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指望中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据亨廷顿所言，现在中国这两个主要阶级都没有被真正妥当地纳入政治体系中，所以理论上他们具有潜在革命性。但是这种潜在革命性，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导致下，显得无比渺茫。

那么只剩下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亨廷顿准确地预言了89学运，他在书里说：“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尽管如此，89学潮却不能说是一种民主革命运动。具体理由在我与胡平老师的几次商榷文中多有陈述，这里就不赘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如果不能切入其他两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诉求，并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力量加入到其队伍中来，那么这种革命性是无法转化为真正的革命的。

谈到这里，我们只是泛泛谈了革命的可能性。似乎与胡平老师视频中与其他民主人士讨论的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有些脱节。暴力革命自不待言，如今非暴力和平发展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所以不谈。而胡平老师言下的非暴力革命，是期待一种类似于89学潮的非暴力抗争导致现有政府各个层面甚至军队的分化瓦解，然后新制度在这个分化瓦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也是包括我很多人在内的渴望民主自由人士的梦想，也就是我们最恳切盼望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天鹅绒革命。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为什么表现如此相同的89年中国学潮和捷克的群众游行示威，发展到最后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估计这个问题没有谁能解释清楚。最后可能只能用国情不同论不了了之。也就是说，同样的游行示威抗议，捷克共产党政府选择了不动用暴力镇压，而中国共产党政府选择了相反。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基于各种历史必然甚至偶然因素导致的。我能够想到的，有几个方面：第一，邓小平经过文革那个混乱的时代，政治生涯几起几落，更有无数共产党人、学术界著名人士、甚至普通领导，被毛泽东倡导的民粹、所谓大民主、反对一切官僚体制的所激发的无知群众批斗打倒，全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他觉得当时的学运有可能再次导致这种混乱局面，所以主张武力镇压。第二，中国的改革正进入困难阶段，从死板的计划经济到灵活市场经济过渡，人性逐利本私的本质导致各种不公平的现象，而国家初建的制度上并无这方面的有效控制手段，经济上的困难体现在政治上的困难，改革派遇到的阻力很大，但又没有人想回到计划经济那个胼手胝足的时代，而完全彻底市场化、自由化，对一个刚刚起步的改革政府、希望稳步发展的务实派领导人又不可接受，所以最后决定以稳定大局为要，甚至不惜牺牲一些人利益甚至生命。这也是和中国人历来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第三，其实89学运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民主诉求，而是本能的自由抗争，甚至有着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味道。例如他们开始打出的旗号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无论这是不是只是一种斗争策略，都意味着，即便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也还没有认为把共产党这个体制当作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而只是认为一些具体的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官倒、腐败、经济下滑、民众生活水平恶化等社会不公平现象，认为通过体制与民间对话，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官僚主义的特点是不触及自己的利益是不会有作为的，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诉求得不到回应，觉得自己的前途无望，所以，他们通过纪念胡耀邦，即他们眼里所谓的清官来表达对平等、公正的向往，而这种向往不可避免地要和改革之初传入（比如方励之等人的熏陶）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自由化思潮结合，所以89学潮在发展到后期，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思潮风起云涌，共产党也因为内部的分歧和原则上的迷惑而迟迟无法决定如何对付这些“爱国学生”，直到戈尔巴乔夫访华后，全国局势一片混乱，才罢黜向戈尔巴乔夫透露其实邓才是中国真正的一把手、且在处理学生问题上优柔寡断、让事态不断扩大的赵紫阳，结果是学运彻底失去改革派的支持，最后必然导致惨痛的后果。

我能想到的这三点，至少能说明，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多么的不同，所以同样的游行抗议，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也是可以理解的。

89学运失败了，那么，如果中国再来一次这样的运动，会不会导致天鹅绒革命呢？胡平老师的文章多次提到，希望中国的民主运动“再集结”、“重头再来”，确实也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当然，也体现了胡平老师渴望中国和平进入民主国家行列、从而完成民族复兴，让人民幸福、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使命感，实在让我敬佩。

但是且不说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运动，即便来了，会不会达到天鹅绒革命的效果，这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自89以来，邓小平没有因为政治的短暂动荡而象一些党内保守派那样缩手缩脚，而是继续贯彻改革开放的思路，南巡深圳，这个手段老辣、务实的老资格共产党人，至少看对了一点：即无论你追求什么，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其实归根结底，大部分人追求的还是吃饱穿暖、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即马斯洛的需求模型。

再者，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人没有自由的传统，也不把追求自由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什么“不自由毋宁死”，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是因为不自由而自杀的，都是因为经济上活不下去才自杀，金钱、地位、名声，马斯洛需求模型，从下到上，从基本到高级：生理需要、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的需要（当然，这里说的自由，是我们以西方为标准的自由）。如果不通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能满足这些需求，那么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中国而言就是一文不值的。中国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不合理，尤其是一些人觉得不可忍受，比如因此而出国的我，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认为马斯洛需求模型的优先级就是先从基本开始，慢慢往高级发展，如果一些高级的暂时满足不了，在基础需求没有满足前，是可以牺牲的。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因为追求基本的需求，而默认甚至赞同共产党的统治，而痛苦地牺牲一些高级的需求。国内很多人是苦闷的，尤其是那些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追求高级需求却又因为专制制度压制无法满足。这种苦闷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王怡对信仰的追求导致他的入狱，还有许多人因为公平正义的情感和归属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奋争导致被共产党迫害，还有一些甚至因为民族文化得不到尊重而希望真正自治更是被共产党镇压，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许社会出现小规模的抗议、游行示威等自发事件表达一些人的本能的抗争，但类似89学潮的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恐怕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能够造成政府在各个层面瓦解、军队反水等导致革命的必要条件。例如，香港反送中抗议规模很大，也是典型的非暴力运动，而且还是发生在被英伦民主法制熏陶的地区，但最终还是被中港军警联合镇压下去。这说明了，如今这个局势，天鹅绒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的。

也就是说，中国由非暴力革命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也是基本毫无指望的，无论我们多么向往它，历史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如此，我们作为渴望民主自由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到底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离开中国，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在国内一点一点改变中国的可能。例如，哪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家人、下一代、身边的人，而慢慢让社会变得更文明、更自由。

而在海外我们能做什么？写文章骂骂共产党？通过互联网揭露一些阴暗面？诚然，批评也是建设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你与一个人交流时，哪怕你的目的是好的，一味批评或者一上来就批评，往往会导致坏的结局。 更何况如果你一心一意要打倒人家、搞死人家，甚至从道德立场上首先宣称对方邪恶，那更无从谈建设性的东西了。

我觉得，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共产党的确做过很多坏事，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确不好。但这就跟一个人有问题一样，你不能一上来就先就来谈人家的问题。而先要肯定他的一些东西，例如共产党这么些年来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与很多国家例如南亚、南美、非洲等国家比起来，进步的速度让西方惊讶，国际共识是，共产党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对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海外民主人士，就是不肯承认共产党做对的地方，而只盯着共产党做错的地方看，这无论如何都是狭隘的，也是双方敌对的根本原因。但是敌对的心态只会导致互相拆台，互不合作，对国内的民主建设或者说社会的进步，是毫无益处的。只是为不少海外民运人士提供一个饭碗而已。

既然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都没有指望，那么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未来都是一个未知的迷，历史不是科学实验。没有人能知道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不过我一直认为，中国一场场集体运动表明，例如文化大革命，89学运等等，都只会导致“乌合之众效应”，即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群体心理学导致的冲动、易变、非理性、难以控制等特点，大部分群体性运动的结果都是可悲的，尤其是暴力革命，所以，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今天，我觉得以个人主义的形式，切入生活任何一个层面，从自己身边做起，提倡独立、自主、宽容、尊重他人，甚至改变自己，才是改变一个社会最可靠的办法。

当然，这种过程会是缓慢的，漫长的，也许会让很多喜欢大场面、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嗤之以鼻。但是伤害这个世界最大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家。他们动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或者搞个“终极办法”，结果呢？大家有目共睹。

一个社会的反展，总是尤其历史传承，或者说“路径依赖”，共产党虽然招人恨，但是共产党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人组成的， 这些人与我们14亿中国人的其他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为自己、为家庭、为后代而奋斗，有些人道德高尚一点，有些人情操卑下一点，但都是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人。所有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社会的运作方式。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如果人民有教养，专制就不会发生”。不是一句“都是共产党太邪恶”，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父辈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似乎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自己就是一一个高尚的人一样。这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和骄傲心。中国的现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共产党的制度不好，所谓“坏制度让好人变坏”，但这个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祖辈、父辈、还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习惯、国际关系、意识形态造成的，一句话，就是历史方方面面造成的结果。

我们除了在历史的现状之上，去尽自己的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生活其他责任，与此同时用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还能做什么呢？

真正的革命是精神世界的变革。所以哲学家说，观念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除了改变自己，首先在自己观念上进行变革，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革命----非暴力或者暴力的----去改变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