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民主正义论

我们为什么期待民主？因为大多数人通常对民主的期望更多，而不仅仅是政府的更替。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建立基于科学真理原则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追求民主是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答案？

除了民主，没有其他政治制度能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麦迪逊非常关注分权，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和制对民主的约束，但是从20世纪的历史看来，例如鲍勃·达尔（Bob Dahl）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司法分权没有真正给民主增加任何东西。从经验角度而言，让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方式是熊彼特式的民主。

重要的是获得并保持民主，而不是获得并保持司法审查。归根结底，是宪法规定且保证的植根于社会中的政治性竞争的多元价值观，是民主对自由的保证。

熊彼特的政党之间的竞争就是思想上的竞争，所以熊彼特的民主是密尔在《论自由》中关于言论自由而谈到的竞争性辩论理想模型的一种制度化。

民主在维护言论自由和思想竞争方面比现有的其他制度做得更好，尽管柏拉图和托克维尔对民主在维护在维护启蒙主义的理想上都有些害怕，但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是糟糕的政体，但是我们尝试过的其他制度更糟。”

你可能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民主概念，无法满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提出建立民主制度的要求时的那种期望。例如正义，政权的合法性等问题。这就是我们最后两堂课的内容。

我们考虑到当人们要求民主时，往往是人们强烈感到不公正的时候。1980年代“铁幕”后的苏联人民反对共产主义时，他们要求的是民主。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人们要求的也是民主。

但是你如果去问前苏联要求民主的反共分子或在南非要求民主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完美的民主在俄罗斯或南非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无法告诉你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过多人注意到的的人性特征，在我们对麦金太尔的讨论提及过，即人是反应性生物。他们回避那些不起作用的东西，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更好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失败得不那么严重的东西。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的新书《正义理念》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表达了他对正义学术讨论的失望，他认为我们只讨论了一些细微末节而没有讨论正义的大问题。

森举了一个例子说：“想象一下，你坐在桑拿房里，桑拿房的控制装置在外面，当它变得越来越热时，你对那个在桑拿房外控制的人说，‘关掉它。太热了。’他回答说：‘在你告诉我最佳温度是多少之前，我不会关掉它。’”森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最佳温度是多少，你只知道太热了。

森的例子说明人类是反应性生物，我们发现一些做法行不通，然后去寻找更好的方法。因此，1980年代的反共分子无法描述运作良好的后苏联民主国家会是什么样子，1970-80 年代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无也法描述民主的南非的任何细节。但是这并没有减损他们对民主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现状根本不可接受。人们要求民主，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不公正，他们想要正义，希望民主能够实现它。

一些熊彼特主义者，如亨廷顿认为当人们经历不公正并要求民主时，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事实上，大多数南非黑人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情况还好一些，但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回到种族隔离制度时，大多数人也说不。人们对民主有种紧张和矛盾的心理。

亨廷顿认为如果让人们对民主寄予太多期望，就会危及民主。当南非民主未能实现人们对正义的期望时，政权本身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自种族隔离以来南非已经进行了四次选举。但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最高边际税率低于种族隔离结束时的税率。没有土地改革，收入或财富没有发生重大的再分配。一个小型的黑人百万富翁阶层也建立了，但对于绝大多数黑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仍然和以前一样糟糕。

亨廷顿的认为，如果人们对民主寄予厚望，那么当这些期望最终落空时，人们会责怪民主，而不是政府。象津巴布韦那样出现的受欢迎的独裁者，承诺牺牲民主而进行大规模的土改。因此，熊彼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应该努力让人们摆脱他们对民主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样我们至少不会失去不可忽视的竞争性民主。这是一种现实政治的民主观点，人们不应该期望民主来减少不公正。

亨廷顿的问题在于，人们不会因为某些政治学教授而改变他们的期望。人们在遭受不公正时期待民主，并且不会放弃民主的诉求，这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对民主的渴求来自抵抗压迫的愿望，这是民主与抵抗不正义之间的关系。

熊彼特主义者说民主通常无法减少不公正是对的，但如果认为人们将因此停止对民主的期望就过于天真。那么另一个课题就是，如何以民主促进正义？这不仅是我们思考民主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思考正义的一个重点。

罗尔斯是一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理论彻底改变了现代政治哲学。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修改宪法把它包括进去？因为政治哲学与实际政治和政策制定之间存在脱节。

但为什么会有脱节呢？罗尔斯找到了政治哲学的正确答案，为什么我们不象边沁那样带着他的宪法在世界各地奔波，去让各国采纳？

因为通常我们不认为那些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它们将来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部分原因是成熟启蒙运动的可谬论观点，从某种意义上人们会抵制任何人认为自己得到了几何证明一样的完美想法。正义原则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合法化，以便我们不得不按照它们来生活。

人们在经历不公正时要求民主，且除非我们可以通过民主制度取得正义，否则不会接受正义原则，所以，同时追求民主和正义非常重要。

正如在谈论麦迪逊时，我们说他设计了当时大家同意的最好宪法，但如果纽约州人民没有批准它，它也不会被采纳，所以只有正确的答案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民主机制让人们相信这个正确的答案。因此，必须同时追求民主和正义。

民主的活力在于抵制压迫，程序性基本规则是利益相关原则。

1957年，非国大ANC停止了和平抗议，转入武装斗争。一些非国大领导人被逮捕、审判并被判叛国罪。律师告诉他们，避免死刑的唯一方法就是悔过并乞求怜悯。1962 年，纳尔逊·曼德拉在宣判前向法庭发表声明，说，“我被指控煽动人们抗议一条法律，但我或我的人民在制定这项法律时没有发言权，在权衡对此类罪行应判处何种刑罚时，法院必须考虑我是否应该负责，或者实际上大部分责任应由颁布该法律的政府承担，因为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反对该法律，而且知道反对这法律的一切合法渠道都在立法和行政上向他们关闭，我们在制定这些影响我们的法律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们也没有办法反对影响我们的法律，这就是我们转向武装斗争的原因，这不是我们的错。 ”曼德拉的立场是，利益相关的原则被违反了。

这个概念非常接近民主理论中最基本的程序概念，即利益受到影响的人在做出决定时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所谓“无待议不纳税”。

首先，政治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政治制度的组织只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密尔，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认为有一个家庭生活理论、教育理论、一个关于整个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政治不仅仅是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对许多当代政治理论的批评之一是它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比如，女权主义者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忽视了家庭的结构。罗尔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理论认为户主是“不知情的面纱”背后的代表。女权主义理论家，如已故的苏珊·奥金则认为，不能在谈论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时候忽视家庭。罗尔斯承认这种批评的正确性， 在他去世前他认为应该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的。

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关系的，那么应该考虑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任何地方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仅仅考虑狭义的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我主张民主正义的应该建立在广义的政治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之上。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政治关系都是“政治化”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家庭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事实上，关于教育的争论、关于堕胎的争论以及关于许多其他主题的争论已经让家庭政治化了，但在 1950 年代它还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机构，它被视为超越政治的东西，与政治无关。所以，如果我们将政治定义为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复制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哪些机构被政治化了，并被有意识地视为政治性的，与哪些机构是实质政治性的，是不同的问题。

其次，我们有一个”半语境“的观点，即麦金太尔所认为的，人们愿意接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出生的社会环境、构成他们生活的传统，以及人们所处的语境。

但生活不仅仅是环境。也就是说，有继承下来的传统和实践，但是当我们将它们复制到未来时，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我们需要用来指导选择的原则。所以民主正义的论点是我们确实发展了某种一般原则，但它们是”半语境“的。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不同的地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例如，主导性的家庭生活在2010年的美国与1950年的美国截然不同，更不用说在婚姻一夫多妻制的国家。我们必须从不同语境来思考如何实现这些一般原则。

第三点，如果从广义的政治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家庭中存在权力关系；工作场所存在权力关系；运动队中存在权力关系；课堂上存在权力关系；权力渗透了一切。

法国政治评论家福柯指出权力无处不在，柏拉图也同样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如果政治理论真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理论，无论在哪里，都必须搜寻它的踪迹。

因此，如果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政治无处不在，那么似乎一切都是政治。我不同意他们的只是，并不是一切都是权力，而是权力渗透了一切，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课堂上存在权力关系，你的老师对你有某种权力。但这不是教室里唯一发生的事情。课堂上还发生的是启蒙，不是大写的启蒙，而是传授知识那种意义上的启蒙。

公司中存在权力关系，经理对工人有权力，股东对经理有权力。但权力的行使并不是企业中唯一发生的事情。公司中还在进行商品生产和服务。

运动队中存在权力关系。教练对球员有权力。赞助者对教练有权力，甚至对大学校长也有权力。但同样，运动队不仅仅是关于权力关系，运动也要搞好。

社会关系经常涉及权力，但这不是全部。运动的出色，生产商品和服务，学生传传授知识。这些麦金太尔在讨论实践时所说的内部的“善”，是我们各行各业中的上对下的“善”。

从属关系与权力有关。我认为民主正义观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使从属关系民主化，同时尽可能减少上级干预。归根结底，我们希望运动队能够踢出最好的足球，或者希望学生尽可能多地学习，或者希望公司尽可能高效地生产商品和服务。这是上对下的“善”。

然而，在追求上对下的“善”的过程中存在权力混杂的事实，而民主正义就是将人类互动的权力民主化，同时尽可能少地干预非权力维度，这是需要有创造性的挑战。

当我们考虑以民主方式调节从属维度时，民主正义有两个维度。纳尔逊·曼德拉的申明中体现这些。一是集体自治的思想，正如利益相关原则所指的那样，任何受某决定影响的人都应该在做出该决定时拥有发言权。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无代议不纳税，这是集体自治的理念。

与此独立的是反对的合法性，人们有抵制他们不喜欢的决定的合法权利。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总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抵制过去效果不好的东西，同时努力改变。除非我们有反对现有秩序的自由，否则改变的可能性变得虚幻。

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什么完美的决策规则。从Tullock、Brian Barry、Rae 等人的理论中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多数人统治来最好地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决策规则。Condorcet 和 Kenneth Arrow都论证了，没有完美的方法可以将人们的倾向性汇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福利函数。

因为没有完美的决策规则，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无论决策规则如何，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人反对它并且合法地反对它。在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情况下，反对很重要，它让人们有可能改变；它对于民主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为忠诚的反对派创造渠道，你就更有可能得到不忠诚的反对派。如果人们觉得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他们就会拿起枪。

因此，民主正义理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集体自治，而是制度化的反对权利。

在实践中，我认为将反对权制度化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反对等级制度。我先前举的例子——运动队、班级、公司，甚至军队、家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等级的。所有社会形式都有等级制，通常等级制对于实现所谓的上对下的“善”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等级制度不一定是坏的，可是当等级制度萎缩成系统性的压迫时，它们就变坏了。权力导致腐败，问题就在于要防止那些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利用他们的等级权力来压迫他人。

因此，当我们面对社会等级制度安排时，首先我们需要讨论等级制度是不是可以避免。显然父母对孩子的等级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 1950 年代，丈夫对妻子的等级制度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避免我们如何处理，如果不能，我们又如何处理。第二，要考虑等级划分程度是否合理。孩子必须服从父母，但他们不必服从18 年。等级制度为谁的利益服务？上对下的“善”真的有利于商品生产吗？

想象一个老板对秘书说：“除非你和我上床，否则你不会得到晋升。”这样，等级权威就萎缩成一个压迫系统，因为老板对秘书的权力所获得的效率已经被扭曲成为老板谋私利的东西，而不是等级制度的真正目的。

等级结构机制畅通吗？是自行清算的吗？孩子成为成年人的时候，父母的等级制度就自动结束了。然而，19 世纪父亲将女儿交给丈夫，那就是一个非自我清算的等级制度。

等级结构中是否存在垂直流动性？天主教会女性不能成为牧师，那里就没有太多的垂直流动性。等级结构是否对称？很多社会里有一夫多妻制，但没有一妻多夫制。不对称的等级结构令人生疑。

有没有退出的机制？人们可以离开等级制度的社会吗？南非的一夫多妻制是他们选择的，他们也可以不选。而某些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中，一夫多妻制被奉为法律制度。当底层人员的退出这个制度的成本很高时，等级制度就更令人生疑。

等级制度有多孤立？阿米希派是一个退隐的教派，他们不想重组社会其他部分的秩序，这比一个想要重组社会秩序的原教旨主义团体更容易让人生疑。

因此，关于等级社会关系，我们必须以对其语境敏感的方式来询问，然后你才能得到一些答案，告诉你我们应该以民主正义的名义努力追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