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反启蒙到民主》廿三、民主与多数人统治（2）

每当我们想到民主时，都会自动将民主与多数人统治联系起来。多数人统治通过集体决策带来一定的合法性。而麦迪逊他们害怕多数派的权力，对多数人统治加以限制。为什么认为多数人统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属性？

多数人统治的传统理由是它以某种方式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但人民的意愿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人们的意愿？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中说：“所有人（所有个人想要的）意志与普遍意志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普遍意志只研究共同利益，而所有人的意志研究个人利益，是个人欲望的总和。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相同的意志中正负相互抵消，剩下的平衡就是普遍意志。”

（我们从个人意志中去掉了相互抵消的优点和缺点，剩下的就是一般意志。因此，人们花了数百年的时间试图弄清楚这是否有意义，在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的这种优点和缺点相互抵消的概念是否有意义。）

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意思？人们往往将普遍意志与多数人的意志联系起来。18世纪末孔多塞的哲学家首先发现实际上是多数人统治甚至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假设有一个三个选民的社会，他们对三种不同的政策各有偏向。一号选民喜欢 A 胜过B且B 胜过 C。二号选民喜欢C胜过A和A胜过 B，三号选民喜欢B胜过C 和C胜过A。孔多塞发现我们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即A比B占多数，B 比C占多数，但C又比A占多数。而当谈到理性的基本属性时，比如讨论无差异曲线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据传递性原则，如果A>B, B>C, 则C>A。但是这里我们却得到了C>A.（笔者注：孔多塞悖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1951年在一本名为《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的小书中证明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结果。因此，如果假设有适度的多元化倾向——即对于民主非常重要的交叉分支、不同的品味和倾向，那么多数人统治总会得到这个结果。

因此，这会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结果，因为多数人统治并不代表普遍意愿。如果将事物按一种顺序排列，得到一种结果，将事物按不同的顺序排列，得到不同的结果。议会委员会通常的工作方式是，如果先有一个动议，然后一个修正案。我们总是先对修正案进行投票，然后才是对动议投票。肯尼斯·阿罗之后，Gerald Kramer证明了另一个重要的公理，大意是：“如果你让我确定投票的顺序，即对修正案进行投票的顺序，我可以得到任何结果。我所要做的就是了解你的偏好并控制投票顺序，我就得到一个看起来多数人支持的任何结果。”这意味着多数人统治是可以操纵的。

你可能会说，“当数百万人投票时，没有人能真正控制议程，没有人能掌握关于每个人偏好的所有信息，所以人们无法操纵结果。”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事情以不同的顺序完成，A、B 、C都可能会获胜，结果是随机的，没有那个结果具有道德权威。

1950年代和1960 年代经济学中关于公共选择的文献基本上都在集中讨论这个命题：“没有社会福利函数这个东西”，政治上的意思是让我们道德上感到满意的公共意志是不存在的，即便有，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它。

洛克对多数人统治的辩护略有不同。（大多数人认为洛克捍卫个人权利的。如果你去阅读有关洛克派与共和党人的宪法辩论，洛克派是那些想要制定权利法案、制约多数人统治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去读洛克，你会发现他是多数人统治的坚定捍卫者。）他说：“当人们在一致同意下建立了一个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成为了一个整体，通过大多数人的意志具有一个整体行事权。”

他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同意，其力量比结成的共同体力量更大，它应当朝那个方向移动，否则它不可能继续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受多数人达成的一致的约束。 因此，在通过法律授权采取行动的议会中，在赋予权力的法律没有​​设定任何数量的情况下，多数人的行为被认为是整体的行为，并且自然而理性地决定整体的力量。

洛克对多数人统治辩护，并不是说他认为这就是普遍意志，而只是关于权力的争论，意思是，一旦有了一个社区，就总有人要赢。这有点像诺齐克说的，“独立者总会被强迫加入整体”，这只是政治现实，即多数人的权力将决定整体的行为。事实上，洛克认为，如果你不喜欢政府的做法，你可以反对，但如果没有人同意你，你就只能期待下辈子。但如果大家都同意你，或者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那就是1688光荣革命、政权更替了。

因此，多数人统治，只是对政治的一种非常现实的判断，而不是一种道德主张，即多数人统治并不拥有任何赋予其统治权的特定内在属性。只是说如果不加约束大多数人就有力量获胜。

卢梭提出公共意志概念，现代经济学家提出社会福利函数概念，但洛克比他们更接近多数人统治是更可取的这一事实。多数人统治对于洛克而言有点象消极的功利主义，即应该尽量减少痛苦，而不是积极功利主义那样应该最大化快乐。当我们讨论边沁的时候没有做出这种区分，这是当代的一种说法。我认为在洛克眼里，多数人统治实际上是对权力的抵抗，是限制压迫可能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多数人统治是消除压迫可能的工具呢？我们先前谈到社会组织的交叉分支，在一个意见上属于大多数的，也许在另一个意见上属于少数，如果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就需要对它进行限制。一个地方存在压迫，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压迫。个人无法知道制定的政策是否是你想要，还是强加给你的。

1962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政治学家戈登·塔洛克出版了一本书“The Calculus of Consent”。（布坎南因此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奖，但塔洛克不高兴，只是因为没有诺贝尔政治学奖。）”

这本书比罗尔斯早，但其基本思想却是罗尔斯的“不知情面纱”理论。你会如何看待支配你的决策规则？你会如何推理？作者认为，人们必须考虑两件事，一是，社会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对此你能做些什么？

相应地，有些决定对人们来说比其他决定重要得多。你对它地关心程度也很重要，因为参与决策会占用你时间和精力。如果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决定，人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但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人们会愿意花时间在上面，以确保自己权利受到保护.

因此，他们首先对成本进行了区分，一个是外部成本，即随着社会人数的增加，一些决定被强加给你的机会也会上升；另一个是决策成本，随着社会人数的增加，决策成本也会增加，因为有更多的人要交流、谈判等等。

必须考虑的是这两个成本的总和。它对你有多重要？参与决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对结果有多在意？你要花多少时间在结果上？一种功利主义的算法是把它们加起来，将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之和最小化。

那么应该如何组织社会？作者认为对于人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需要一致同意，这就像帕累托原理，任何人都可以否决它。在一定情况下必须得到每个人的同意。（笔者注：陪审团制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而对于不太重要的决策，要最小化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也许三分之二同意就好了，或者只要多数就行，甚至干脆就让政客们做来决定。

对于 Buchanan 和 Tullock 来说，多数人统治没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对于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一致同意，随着政策的重要性下降需要的同意数量也下降。例如宪法，它应该非常接近于一致同意，应该有几乎不可能改变的根深蒂固或半根深蒂固的条款。（笔者注：这是美国修改宪法极端困难的理论基础。）而在美国，常规立法需要的时间就少得多。正是出于这种自利的计算，人们愿意接受多数人统治。

布坎南和塔洛克假设每个人都同意最初的状态。然后那个基线开始，对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采取一致同意的规则。

但是布赖恩·巴里在一本非常好的书《政治论点》中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被在 SOM任教的道格拉斯·雷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两篇重要文章中得到发展，这个观点是：

布坎南和塔洛克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作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状态的一致同意和作为决策规则的一致同意。

在“不知情的面纱“后面，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喜欢现状。但如果你不想给现状赋予任何特殊地位，那么就不应该将决定偏向于现状，因为也许事实会证明你会不想保持现状，这样你就会陷入无法改变的境地。

他们在对Buchanan 和 Tullock 的批评中使用了“不知情的面纱“的逻辑。意思是除非我们想让整个系统偏向于保持现状，否则我们就应该支持多数人统治或者类似的东西，而且我们实际上没有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假使我们想在制宪会议上将一些东西固定下来，两百年后我们可能会改变想法，但那时要改变它变得几乎不可能。所以，在“不知情的面纱“后面，我们将采用消极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如果想尽量减少将来可能会出现强加给我的政策的可能性，多数人统治比其他代替方案更好。

我认为Barry和Rae的论点非常有力。这种传统智慧挺立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政治的运作机制。例如，当我们思考现实政治制度、现实的民主制度如何运作时，竞争性民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曾说过罗伯特·达尔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而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是一位名叫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学家。达尔在许多方面都以他为基础。经济学家对20世纪的民主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熊彼特写了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书，于 1942 年出版，也就是他去世前八年。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完全不起眼，是对卡尔·马克思冗长而折磨人的批评，但是分别称为“古典民主理论”和“另一种民主理论”的两个小章节，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民主著作。

应该说，第一章的标题具有误导性，他所谓的古典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卢梭的公共意志是一种空想，它实际上是对新古典主义的改造，而古希腊的民主是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因此，熊彼特批评的实际上是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思想。

一开始，他认为没有什么公共意志。而民主的方法是达成政治决策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种制度性安排中，个人通过竞争来争取人民的选票而获得决定权。就像市场中公司为利润、消费者的钱进行竞争，政党则为争夺选票而竞争。民主与参与、审议这些事物无关，它本质上就像购物，你购买政客和政策，与你购买 iPad 和玛莎拉蒂一样。

唐斯(Downs)试图将一个经济学研究发展为一个政治论点。他说，想象一下从左到右有一个连续统一体，意识形态左倾的人在这里。右倾的人在这里。而人口或多或少是正态分布的，所以处于中间的是大多数，少数人处于两个极端。任何政党都将去处于中间选民那里拉选票，因为那是大多数选票所在的地方。

所以，为了赢取中间选民的选票，竞争的政党通过民意调查会知道，中间选民想要什么政策，结果是任何政党都会提供相同的政策。

但如果他们基本上提供相同的政策，那还竞争什么？他们只好在品格诋毁上进行竞争。他们会说：“他是个骗子。投票给我，因为他是个骗子。他说他不会削减医疗服务，但他会。”另一个人会说：“他说我们不会增税，但他会。他不光彩。他卷入了这个那个丑闻。”

熊彼特认为，到底政党在什么上竞争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这种竞争给出了一种真正的“野心抵抗另一种野心”的机制，而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样，分权机制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

显然，熊彼特和达尔赞同的多元化和交叉支概念，以及为选票而进行竞争，用这些来对精英进行约束和制度制衡。

当然，熊彼特也有问题。首先，两三个或者四五个政党是寡头竞争，不是非常彻底的竞争形式。

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由于竞选活动要花费大量资金，它不一定是为选票竞争，而是为获取资金而进行的斗争，它会带来很多关联问题。

第三，熊彼特完全低估了参与性，而参与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内在的价值。

最后，它是一个极小化民主概念。熊彼特有一个两次政权更迭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两次以上输掉选举并放弃权力，我们就不能称它为民主政体。著名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用熊彼特这个理论来评价当代民主政府。从某个角度而已，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测试。但有人批评它微不足道，说民主真的不止于此。

熊彼特模型的持久洞察力源自于洛克。洛克很有先见之明，他看到了三个世纪以远，将多数人统治与抵制压迫联系起来。如何将其制度化并实施它，等等，就成了民主的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