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反启蒙到民主》十二、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遗产

上节课我们指出物质稀缺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马克思按需分配理想必定落空。无论人类生产什么东西，可能生产出什么东西，如何分配收入和财产总是一个必定引起争论和必须要解决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的第二个广为人知的失败是他对历史进程的预言。他在1830年和1848年欧洲发生变革时预测共产主义革命将横扫欧洲的预言未得到证实。首先它们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第二，欧洲的王权基本上在几年内迅速地得到了恢复。不仅如此，他的关于长远历史进程的预言也是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发生，当垄断资本主义让市场的竞争消失，社会发展迟滞，工人阶级觉醒并最终接管一切。然而，实际上发生的革命，虽然名义上是打着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实都是农民革命，例如苏联和中国，或者二战后多少是被苏联强加于其上的东欧。我们根本就未曾看到任何社会经历马克思预言的路径，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30年和1848年欧洲反复无常的革命，也告诉我们，历史并不像马克思大力提倡的那样是有一个单一的发展方向的。20世纪初的大量实例告诉我们，有时候社会朝更平等的系统发展，有时候却朝不平等的系统发展。民主社会生生灭灭，有时堕入极权主义，等等。历史证明社会发展没有马克思所断言的目的性。从二十一世纪回头来看，马克思主义对大历史进程的预言实在看起来不妙。

不仅如此，他的一些让人更感兴趣的小预言也都有问题。

首先，关于货币危机。是的，资本主义是有货币危机的潜在可能，但是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付这种危机的能力。貌似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忽视了它们自己的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本主义政府是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低估了资本主义政府拯救资本主义的能力。当墨西哥发生巨大的货币危机，或者说流动资金危机时，当时西方国家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向墨西哥输入500亿美金的资金，成功地将墨西哥经济从奔溃的边缘拉了回来。马克思关于货币危机的预言是有效的，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认为这种危机不可对付。一旦危机的根源找到了，利用合适的杠杠，这种危机就可以得到化解。

其次，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预言也是错误的。任何一种古典经济理论都有这种说法，并都试图解释其原因。实际上，如果我们从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发展看来，长期范围内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远不是一个经验事实。正如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马克思的对这个的解释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资本密集化，竞争的短期效果是一些资本家的利润增加了，但是长期结果却是大家都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劳动力数量减少，新创造的价值减少。马克思在这里有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认为工业种类是极其有限的，你可以说，是的，如果只谈纺织工业或者钢铁工业，这种趋势是可以理解，但是资本主义不断有新的工业产生，资本一旦在老旧的工业里无利可图，它们就会朝新的领域流动，在那里获取更大的利润率。而且这种新工业的出现几乎是没有限制的。（笔者注：19、20世纪的经济学家也许不会想到电动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这些崭新的工业领域资本的巨大发展。）马克思在这里犯的第二错误是，生产力随着技术创新而提高，虽然资本趋于密集化，劳动力需求减少，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创造的新鲜价值有可能超过因为劳动力减少而造成损失。这样，利润率理论上不见得会下降。

他的第三个危机理论，即竞争最终导致效率低下的垄断也是错误的。尽管资本密集化导致竞争门槛提高，但是很多经济领域，小型的企业也有其机会。例如苹果就是从车库起家，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型企业IBM直接竞争。结果是苹果公司完全改变了个人计算机市场。马克思的理论背景是19世纪那些纺织厂、炼钢厂等工业，所以他对经济系统具体运作的理解是非常有历史局限性的。现代的很多工业总是具有对垄断的排斥性，很多小型企业不断进入市场以保持技术创新的活力，当你看一下IT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很多鲜活的例子。

对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或者说生产过剩，亚当斯密、里卡多和马克思都深信不疑。而且，分析大萧条并提出解决大方案并对政治发生深远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认为，由于边际递减消费趋势，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弱需求的特性。凯恩斯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很穷，给你一块钱你就会把它用掉，而如果你很有钱，给你一块钱，你会把它存起来。需求不足造成萧条，而底层的消费可以解决这种需求不足带来的萧条，所以政府举债向穷人发钱或者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正是布什政府晚期和奥巴马政府初期的做法，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避免让经济的不景气发展成为大萧条。显然，马克思再一次低估了资本主义政府处理危机的并将之化解以免形成灾难性后果的能力。

最后，当上述危机恶化，导致资本主义系统出现问题，马克思认为这时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会让他们体制不满，组织起来进行暴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里也有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错误地认为人会通过与他人的效益（utility）比较来判断自己的处境而不是通过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几百年来的工业发展表明，工人不会拿自己和资本家去比较，一般而言，他们只会把自己和同样处境的人比较。炼钢厂工人也许会和汽车厂工人进行收入比较，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和汽车工厂的老板比收入。如果你知道你的工资比隔壁的同事要少5千刀，你绝对会比知道你的工资比你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朋友少5万刀要更难过。在社会经济生态里，人们倾向于做同样处境下的横向比较。所以，工人组织起来暴动的事件，最终没有发生。实际上，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绝对悲惨程度和相对悲惨程度混为一谈。在我们先前的课程中，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实际上更倾向于接受生产力提高时更高的剥削率，而不愿接受生产力低下时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取得的较低剥削率。但这都是相对的衡量方法，即拿工人所得与资本家的所得进行比较，而不是绝对的衡量方法。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当生产力提高，剥削率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得到增加。如果那样的话，工人不会落入绝对贫困，而只有绝对贫困才会导致工人暴动。这里马克思再次低估了资本主义政府保证工人阶级不落入绝对贫困的能力。（笔者注：说实在话，“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平均和绝对贫困，与资本主义社会如美国的相对不平均和绝对富裕，程度上对比起来，就可以让人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虽然剥削率高但更让人向往。）如果工人不落入绝对贫困，有房贷有车贷，他们绝对不会觉醒到去意识到“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镣铐，得到的却时整个世界”这个地步而组织起来进行暴动推翻资本主义的。

1950s，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Ralph Milliband，（他的儿子David Millicand是国会议员，当工党选举失败后，他很可能成为新的英国工党领袖。）写了一本书，《The stat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1950s》，其中他说到，“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朋友。”因为福利制度收买了工人阶级，让他们不再不满，并让他们的利益也参与到现有秩序中，以免他们落入“失去的只是镣铐”的境地。

当我们把马克思千疮百孔的宏观理论分析一遍，就可以理解并觉得不足为奇为什么这些危机并没有导致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崩溃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的微观理论，即马克思宏观理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我们可以在里边发现有些对我们将来的课程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新鲜价值的唯一来源。这其中的一个解释困境是，正如John Roemer指出的那样，它忽略了以前的（死去的）劳动者的贡献。例如纺织机，以前发明纺织机的人，他们的贡献有没有被计算进去新鲜价值？他们是不是也被资本家或者使用这些机械的工人剥削呢？如果你认真思考一下，马克思的剥削率计算方式，实在是太简单化了。第二个困境时，劳动价值理论把资本家的贡献完全忽略了，难道资本家的劳动（脑力或者体力）就不进入剩余价值吗？当然，19世纪的智力劳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炼钢厂纺织厂，资本家只是运作这些大工厂而已，但是，当你想想那些让有效生产成功运行的创业精神和理念的作用，认为资本家的劳动对产品的价值毫无贡献，无疑时荒谬可笑的。实际上，资本家的劳动成果和工人的劳动成果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没有什么理论可以处理这个难题。又比如，每一个工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配偶在家里为他无偿付出：给他做中餐、洗衣服，等等。也许这个配偶也被资本家剥削了？要么她被这个工人剥削了？所以，从女权角度而言，劳动价值论也是值得批判的。例如，1986年一个离婚案件就显示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一个家庭主妇在家支持丈夫读医学院，直到毕业行医。后来他们离婚时，纽约法院做出判决不但包括一些通常的财产分割、子女安排，还判定这个医生的诊所也有他妻子的一部分，这是她为他平时付出---洗衣做饭---的副产品。不但如此，法院还要求他为妻子购买人寿保险以保护她将来的利益。

我们如此认真地分析这个问题，无非是要揭示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的劳动是新价值来源这一观点的简单化以及其可商榷之处，社会劳动关系非常复杂，很多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这些价值产生了贡献。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即创造者的权利，洛克基于神学的“创造理念”世俗版本。劳动价值论认为，工人生产了一些产品，但是却被资本家剥夺了。当我们分析这个理论时，我们说，让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本质上发生区别的是，劳动力商品是其他商品生产的必要前提。比如，如果我有一千美金但是我把它买食品吃掉了，这一千美金就消失了，而如果我把这这一千美金用来装修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就增值了。劳动产生新价值，但吃饭不会，这是一个劳动产生新鲜价值的例子。不过这种理论实在是非常糟糕的。难道食物就不产生价值？食物带来的能量不可以用来进行生产活动吗？一个非常有趣的剑桥经济学家Piero Sraffa花了三十年写了一本80页的书，《商品作为商品生产的手段》“Produ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在书里他说，假设社会只有三种商品，玉米、书籍和劳动力，没错，劳动创造了玉米和书，书籍也不创造劳动力和玉米，但是我们不能说玉米不创造劳动力然后间接创造书。所以象玉米这样的食物作为产生劳动力的必要商品，应该具有劳动力一样的属性。它将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在一切生产过程中，如此，你应该可以为经济学发展出一套玉米价值论，其数学属性和劳动价值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你甚至还可以发展出资本剥削玉米的剩余价值理论，其剥削率与资本剥削劳动力的理论完全类似。

为什么说这个很有意思？这告诉我们，无论马克思怎么认为，剥削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剥削是一个道德概念，尽管我们也偶然谈起剥削自然资源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说玉米拥有它所生产的东西。我们不说象工人被剥削那样，玉米被剥削了，甚至我们也不会认为牛、马、驴子这些为我们工作的牲口被剥削了，尽管从矿井里任劳任怨拉煤上来的马被剥削的程度可能比工人要不知道高多少倍，喂饱一匹马的食物价值，也许就值马工作一小时的创造，如果马工作十个小时，那另外九个小时就是它创造的剩余价值。有些人也许不认为如此，但是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也许会持不同的观点。洛克说动物都是神创造供人使用的东西，但我们不都是这样硬心肠，如果你把动物也看成某种具有道德发言权的代理，那么这种掠夺比剥削工人更严重。不要说这种剥削是不是残酷，这种剥削到底是不是公正的，也完全在于我们预先设定的概念，即人或者动物到底是不是拥有其劳动的创造物，即“创造理念”。即便你不同意劳动价值论，你也还是要面对这个难题。大部分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创造理念”----这是我写的书，我买的房子，我的血汗泪水付出所得，这是我的东西！这种说法实在是无可争辩。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谁创造了什么谁就拥有它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回溯到洛克的《政府论》上篇，神创造了一切，所以神拥有一切，我们是神的小小复制品，我们拥有我们创造的东西。 西雅图酋长说：“This we know: the earth does not belong to man, man belongs to the earth. All things are connected like the blood that unites us all. Man did not weave the web of life, he is merely a strand of it. Whatever he does to the web, he does to himself.”

Chief Seattleʼs letter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 1854

这是完全不同的观点，完全不以人为中心，摆脱了洛克的个人主义理论的神学根源。

又如我们很快就要了解的诺齐克，他甚至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里嘲弄劳动价值论说：

“Why does mixing oneʼs labor with something make one the owner

of it? Perhaps because one owns oneʼs labor, and so one comes

to own a previously unowned thing that becomes permeated with

what one owns. Ownership seeps over into the rest. But why isnʼt

mixing what I own with what I donʼt own a way of losing what I own

rather than a way of gaining what I donʼt? If I own a can of tomato

juice and spill it into the sea so that its molecules (made

radioactive, so I can check this) mingle evenly throughout the sea,

do I thereby come to own the sea, or have I foolishly dissipated my

tomato juice?”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1974)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劳动加入到某样东西里去，我们就拥有这个东西吗？如果我们把一瓶我们拥有的番茄酱倒入大海，番茄酱分子平均渗入大海里，难道我们就拥有大海吗？凭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当我们将来谈到罗尔斯的时候，会更加深入地讨论它。有趣的是，确实也是直到罗尔斯，我们才从根本上质疑这个创造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所有权概念（我拥有我的劳动） 。

总之，马克思的问题不少。那他留给我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个方面，第一，尽管他的剥削理论是失败的，这并不说明他对市场的批判是错误的。记得我们谈到特朗普和流浪女的例子，按照帕累托原则，特朗普和流浪女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交易，所以最优的结果是流浪女饿死街头。也就是说，市场只会反映进入市场时的不平等，而不会做出任何改进措施，也不会揭示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市场只会维持现状的暴政。 而罗尔斯则指出，任何哪怕一点点可信的正义理论，都必须由三个部分构成：获取正义（起点正义）、交易正义、和历史的非正义纠正。

尽管马克思对市场的解释失败了，这意味着我们总需要一个解释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的正义理论，如果不是马克思理论，那么就必定是什么别的。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其次，尽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千疮百孔，无法修补，但是他留给我们处理的，不是价值起源论，而是自由。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是一个研究自由的理论家，而不是研究平等的理论家，在他的理想乌托邦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那时，我们的劳动不被异化。尽管他的乌托邦版本的自由概念经不起考验，但是他的阶级定义，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其实是关于自由的。他说，你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需要看你是不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正是这种被迫性，这种失去自由选择的能力，决定了你的阶级。我喜欢在这里上课，无休无止的说教让我感觉良好，但不是这个决定了我是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我必须要来上课否则我就无法谋生的被迫性，让我成为工人阶级。由于没有财务自由，我们才成为工人阶级。正如Roemer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有了控制生产方式的垄断阶级制造了某种权力，才让拥有这种权力的一些人可以让别人为他们劳动，而不是什么谁贡献多谁贡献少、剥削率是2.5还是2.6这些东西决定的。真正问题的核心是生产方式中的权力分配。而马克思关于权力的论述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即关于我们在一个社会里对事物进行安排，导致一个阶级有权力去有效控制另一个阶级的行为的理论，马克思认为那不是一个公正的的社会，所以很多让人们严肃对待的新马克思主义文本里，劳动价值论被彻底摈弃了，而去探索马克思试图通过对剥削概念的分析而达到的关于权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