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反启蒙到民主》之十九、反启蒙主义者 - 埃德蒙. 伯克

很多人认为，近现代思想家中，马克思是最为激进的。其实，作为启蒙传统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继承了洛克等人的主要启蒙思想，与传统的割裂并非激进。

而埃德蒙伯克，虽然一直被我们当成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但是哲学上他实际上比马克思要激进得多。他直接向已有的政治观念根源提出质疑，完全否定了启蒙传统。

生于1729年的伯克，以1790年出版的名动天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著称。法国大革命其实只是从巴黎街头暴动发展而来的，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席卷法国改变整个社会的革命，其间各种恐怖的革命行径尤其是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颅滚下断头台的情状，让伯克极为震惊。于是他开始写一些宣传手册，最后形成了这本名著。

伯克并不是一个学者，只不过是一个公职人员。他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他认为1688英国的光荣革命，不过是英国王室的一次小小变动，而法国大革命才是对传统一次巨大变革。不过，不像我们这里讨论过的其他人一样，伯克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只有自己的一些个人观点，一个思想轮廓。

这个轮廓就是对科学的极度怀疑，他认为人类社会极为复杂，我们想要把它研究透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将来也是如此，我们永远都只是在抹黑前行。他写道：

“The science of constructing a commonwealth, or renovating it,

or reforming it, is, like every other experimental science, not to

be taught a priori. Nor is it a short experience that can instruct us

in that practical science; because the real effects of moral

causes are not always immediate, but that which in the first

instance is prejudicial may be excellent in its remoter operation,

and its excellence may arise even from the ill effects it produces

in the beginning. The reverse also happens; and very plausible

schemes, with very pleasing commencements, have often

shameful and lamentable conclusions. In states there are often

some obscure and almost latent causes, things which appear at

first view of little moment, on which a very great part of its

prosperity or adversity may most essentially depend.”

这里他完全否定了洛克、霍布斯和边沁想要用逻辑推理来得到数学构造和公理系统的思路，世界是神秘的迷雾，看起来好的事情有坏的结果，反之亦然。我们现在的行为也许会对遥远的将来产生我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因此，政治思考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谨慎。他写道：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being, therefore, so practical

in itself, and intended for such practical purposes, a matter

which requires experience, and even more experience

than any person can gain in his whole life, however

sagacious and observing he may be, it is with infinite

caution that any man ought to venture upon pulling down

an edifice which has answered in any tolerable degree for

ages the common purposes of society, or on building it up

again without having models and patterns of approved

utility before his eyes.”

显然，法国大革命正好是伯克的对立面，他们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从废墟里重新开始。伯克对这些深为怀疑，他认为结局一定是个灾难， 因为那些革命者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更危险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愚昧，不懂得他们将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释放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伯克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变革都需要用一种谨慎和渐进的方式来进行。他并不是反对任何变化的消极主义者，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象Robert Peel爵士说的那样，“改变必须改变的东西以保守可以保守的。”而消极主义者只是简单地拒绝任何变化。

当然这种注重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诺齐克的自由保守主义极为不同。诺齐克的自由保守主义是反对政府、反对权威的。传统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是人类社会经验的核心，无论我们有什么政治智慧，它都镶嵌在我们继承的传统之中。多少世纪以来，它象冰川一样发展着，人们用它来改变，仅仅是为了保守传统的价值体系、实践和信念，让它们在再造的体制中继续前进。把科学应用到政治和社会结构，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知识，那些自称有科学知识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瓜，或者二者都是。

伯克没有理论体系，因为他自己就对有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象Clint Eastwood说的那样，人应当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伯克认为我们对人类的认知是非常局限的，而且会一直如此。因此，对我们在启蒙思潮的两个枝杈的第一个上的努力，他是完全不同情的。

那么对第二个，即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在洛克眼里，作为神的创造，每个人都带有创造的能力，因此具有他的创造物的所有权。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地上没有权威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圣经。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要么我们自己去找到一个解决争端的办法，要么等待来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权者。这是现代个人主义权利信念的源头。但是，伯克对个人权利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首先，他认为个人权利是继承的，不是理性和任何人造神学理论的产品。他写道：

You will observe, that from Magna Charta to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 it has been the uniform policy of our constitution to claim and assert our liberties, as an entailed inheritance derived to us from our forefathers, and to be transmitted to our posterity; as an estate specially belonging to the people of this kingdom, without any reference whatever to any other more general or prior right. By this means our constitution preserves a unity in so great a diversity of its parts. We have an inheritable crown; an inheritable peerage; and a House of Commons and a people inheriting privileges, franchises, and liberties, from a long line of ancestors.

从大宪章到独立宣言时代，我们所确认的权利，都是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权利。当然伯克这里不是说基本的人权，或者自然权利，而是“英国人的权利”，即某些具体的权利，而不是罗尔斯那样在一些抽象的情况下为所有人创造的权利。伯克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因为伯克认为美国殖民者作为英国人，其权利被国王侵犯了，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也同情爱尔兰的自治主张。根据继承权，我们生下来就进入了那个权利和责任系统，并将之带入将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权利是有限制的。政府是人的智慧创造出来为人提供所缺乏的东西的。在这些缺乏的东西中，有一种是来自于文明社会的对热情的充分约束。即我们有一种被约束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社会不但需要个人的热情受到控制，即便是一大群人，或者组织里，人的倾向性也要经常受到制约，意愿受到控制，激情要被降伏。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才可以做到这些，且不能在运用这个力量时屈从于它要控制和克服的那些意愿和那些激情，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人与他们的自由的限制，才是他们的权利的一部分。但由于自由和限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总是在不断修改着的，所以它们不能基于任何抽象的规则（请注意这个，罗尔斯！）。

所以我们有受限制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其他人有这个受限制的权利。他认为，我们的激情应该受到控制，是“我们有权利做什么”这个问题下最值得思考部分。他写道：

“One of the first motives to civil society, and which becomes one of its fundamental rules, is that no man should be the judge in his own cause. By this each person has at once divested himself of the first fundamental right of uncovenanted man, that is, to judge for himself and to assert his own cause.”

这第一部分与洛克没有什么不同。毕竟，洛克谈到自然状态正是一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判断的状态，但对于洛克来说，我们有条件地放弃了它。如果社会不保护我们，我们就有革命的权利，就是 1688 年。

但伯克不认为这样。他说：

“He advocates all right to be his own governor. He inclusively, in a great measure, abandons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the first law of nature. Men cannot enjoy the rights of an uncivil and of a civil state together. That he may obtain justice, he gives up his right of determining what it is in points the most essential to him. That he may secure some liberty; he makes a surrender in trust of the whole of it.”

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霍布斯的味道，霍布斯说：“如果我们没有法律，我们就会发生内战，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自由而接受威权。”不同之处甚至在于霍布斯的表述中，最终人们认识到，如果社会不为你提供保护，你就有理由来抵抗和推翻它。但就伯克而言，他甚至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过渡到公民社会，我们就不能回头，我们是这个继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自始至终就是如此。

他并没有完全排斥社会契约这个比喻，但他不单独来看社会契约。他说：“社会确实是一种契约。出于偶然利益的从属合同可以随意解散（如果我与您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同意解散我们的协议）——但国家不应被视为如此低级的交易，应该更严肃地来看待它。因为它不是在暂时的，易消失的、动物性存在的合作关系，它是所有科学中的合作关系；所有艺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在每一种美德上的完美的合作关系。”

由于这种合作关系的目的无法在几代人中实现，伯克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是在活着的人之间的，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的，以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契约观念，即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一个特定国家的一个契约，不过是永恒社会的普遍原始契约中的一个条款。”

因此，“法律不屈从于人，而是人受制于无限优越地高于他们的义务，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该法律。在道德上，国家并没有随心所欲地、在有条件地改进它的幻想下，完全分离和破坏其下属社区的纽带，并将其分解为非社会的、不文明的、无联系混乱的基本元素。”

因此他的思想与社会契约理论彻底决裂了。还有一种对社会契约论的标准批评是：即便有社会契约，（例如有人认为美国宪法的通过是一种社会契约，毕竟它得到了各州的批准，其实13条邦联条例上说是要一致通过的，但是那不可能，所以后来改成只要四分之三的州同意就行了。）人们还是会说，“那又怎样？十八世纪的那些人达成了协议，但我没有参与。跟我有什么关系？凭什么它对我具有约束力？”

伯克推翻了这种反驳。他说，这种社会契约是在死者、生者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你没有权利从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不断演变的社会契约中脱开。而且你也没有权利将它从那些甚至还没有出生的人身上剥夺，他们也是这个永恒复制下去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它在你之前就存在了，你会先于它而死，你没有权利去破坏它，因为你认为你拥有的任何权利都是这个不断演变的契约的产物。

社会不服从个人，这是对“创造理念”的釜底抽薪。相反，个人从属于社会，义务先于权利。我们只有通过赋予我们义务的社会安排才能获得权利。因此，尽管启蒙运动传统使个体成为宇宙的伦理中心，“创造理念”中神一样的个人拥有对自己的绝对主权，被“个体是从属”的观念所取代。一个人继承了社区、传统、社会结构和让他受惠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真有一个社会前状态，它现在也与我们无关了，因为我们无法回到从前，任何这种尝试，你只要看看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就知道后果如何。

这些就是伯克的观点，它是对启蒙运动最根本的批判。尽管启蒙运动的传统，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那样，贯穿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但这种反启蒙运动也一直存在。启蒙思潮的每一波进步都在冲刷人类知识的海滩并产生抵抗和反对，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

原教旨主义、圣战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兴起都是反对当前启蒙政治趋势的，即全球化、同质化，这种“麦当劳效应”对世界的影响。他们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人们依恋自然状态，尽管也许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然状态，死灰复燃的分离主义者，其近亲及同盟，也在否认启蒙运动的科学和理性之联系。

例如，马克思预言民族主义、宗派认同之类的东西会消失，列宁也这样预测。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原则在世界上扩散，民族情结会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共产国际对欧洲工人说：“不要卷入这场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不符合你的利益。你们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即反对跨国的资本家。”当然，这些被置若罔闻， 1916 年，第二国际几乎就解体了。

启蒙运动总是会产生逆流和排斥，它们通常来自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人，人们一直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启蒙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这种原始思维会消失。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因此目前政治学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尝试理解为什么，尝试理解政治派别和身份依赖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伯克的任务。

1959年 ，英国议会讨论沃尔芬登报告，该报告要求英国议会将同性恋和卖淫合法化，理由是同性恋和卖淫都是无受害者的犯罪。用我们课程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帕累托高级交换。它们是成年人之间自愿交易，不会伤害任何人。像伯克一样，有爱尔兰血统英国法官德夫林勋爵坚决反对。

他说：“道德和宗教密不可分——西方文明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是属于基督教的。在基督教世界之外，有其他标准源自其他宗教。在英国，我们相信基督教的婚姻观念，因此将一夫一妻制作为道德原则。因此，基督教婚姻制度已成为家庭生活的基础，也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基督教它才合理，而是因为基督教它才存在，它仍然存在是因为它建在我们居住的’房子‘里，拆除它就要拆除我们住的’房子‘。”

它是历史，它是基督文明，他是基督徒的伦理观。但他并不是说这就是真理，他对这是不是真理不感兴趣。他只是说，“另一个社会可能会被一种不会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宗教凝聚在一起。例如一夫多妻制，于是它也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权利和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切。”

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而不是绝对的道德价值观的意义上的保守。伯克和德夫林会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相信这些价值观。如果这个社会不相信某种价值体系是权威的，那么它就会分崩离析。你不能仅仅根据利害关系来组建一个社会，它需要更多，它需要伦理上的凝聚力。

他们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是社会学家，稳定社会学家。因为他们说，一个社会必须稳定，而稳定是由权威的道德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

例如，当你要对德夫林勋爵说，认为同性恋和卖淫非法只是你的偏见，他会回答说虽然从绝对角度出发这的确是不合理的，但每个社会都需要”偏见”。

当然，你会说，如果我们的道德是非的观念是由我们出生在的系统所塑造的，且一成不变，那么我们道德方面不就陷入停滞状态了吗？那么美国的蓄奴制度就会继续存在。

确实，如果你认为社会基本结构还好，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学说很有吸引力，但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非常不公正，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这种观点所冒犯，因为一个人眼里的道德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眼里的偏见。

下一节课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