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古典功利主义的起源

作为启蒙思潮的一支，今天我们以杰米利边沁为起点来谈古典功利主义（classical utilitarianism）。（笔者注：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功利主义这个翻译。原译者的意思大概是想用功利来代表功用、利益二意，但是功利这个词本身在中国基本属于贬义词，这种翻译就让人产生先入为主的敌意。utilitarianism的词根utiliy在边沁笔下，有如下意思：效益、实用性、幸福量、好处等等。所以要信雅达的话，不如翻译成实用主义。但是为了不让人吃惊，也考虑到功利主义现在还是很为重要，经常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被引用参考，我还是沿袭用功利主义的翻译。）

边沁这个开创一个典范式理论体系的先驱，其本人也是很有意思。不说他死前就计划自己的解剖、装扮穿戴好作为标本展示在伦敦大学学院里这种事情，象很多思想家一样，例如马克思，诺齐克，他也是那种具有偏执狂的人，他们将理论带到一个极端的地步，总是像在自问：“如果我这个理论是唯一重要的理论，世界将会怎样？”，他们常常在逻辑上走极端，所以让人觉得他们有点疯狂。偏执狂一样被自己的主意完全浸透二不顾其余。对于边沁而言，这个主意就是实用性、效益（utility）。

这种偏执，不追求当时的“政治正确”，为人之所不敢为，想人之不敢想，把自己的观点发展到绝对极致，优点明显，也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所以，边沁本人很难有说服力，但是他的理论非常有利用价值，因为他是个很好的逻辑分析师，我们可以用他的方法来分析我们面临的问题。

边沁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也是除功利主义之外其他一些思想的源头，尤其是现代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试图从科学基础上来研究政治的雄心。与霍布斯和洛克不同的是，他完全不借助神学。如我们先前读的洛克政府论把认知论建立在创造理念上，而霍布斯的《利维坦》相当部分的篇幅是在解释圣经，说他的科学解释是符合圣经的。

边沁则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不诉诸于宗教，也不诉诸于自然法。他说自然法是“危险的胡说八道”。他只对科学地安排政治制度有兴趣。在我们看来，功利主义有个好处就是它处处注重效率。

有意思、对我们也有帮助的是，边沁将自己的理论精髓总结成一段话，而且把这段话大大咧咧地放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的开头：

Nature has placed mankind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wo sovereign masters, pain and pleasure. It is for them alone to point out what we ought to do, as well as to determine what we shall do. On the one hand 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on the other the chain of causes and effects, are fastened to their throne. They govern us in all we do, in all we say, in all we think: every effort we can make to throw off our subjection, will serve but to demonstrate and confirm it. In words a man may pretend to abjure their empire: but in reality he will remain. subject to it all the while.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recognizes this subjection, and assumes it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at system, the object of which is to rear the fabric of felicity by the hands of reason and of law. Systems which attempt to question it, deal in sounds instead of sense, in caprice instead of reason, in darkness instead of light.

这就是边沁的理论一览，非常大胆直白，毫不拖泥带水。如果你要从因果论和解释性地理解人性，你只要知道人是趋利避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设计什么组织，你一定要依照这个原则。然后他自己就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建造政治体系，甚至宪法。

在解构边沁理论之前，我们先列出古典功利主义的五个特点，以便理解。

1. 普适性和决定性

即是说，所有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没有例外，而且它决定了人的一切行为。

例如，你冲到火里救人，不是你不怕死，而是你想追求救人于水火的极大快乐。甚至你牺牲自己去就自己的孩子，也不过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孩子死掉的痛苦。或者，你只要简单地去看看圣经就知道，地狱和天堂就是为这个理论量身定做的。

边沁认为，趋利避害可以完整地解释人性。你可以说，人性很复杂，不是趋利避害的动机可以简单概括的，边沁认为，没错，人性复杂但那些不重要，决定性的东西，还是趋利避害。

2. 自然主义

边沁在达尔文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这种自然主义倾向。他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繁衍的必然，有自然的生理基础。虽然趋利避害有宗教、伦理、政治的原因，但这些对于生理原因而言都是第二位的，后者是前者基础。在他论文“The Phychology of Economic Man”《论经济人心理学》里说：The human species could not continue in existence and that in a few months, not to say weeks or days, we would be all that would be needed for its annihilation.”

意思是说，不是因为这种自然倾向，存活不会超过几个月。

如果你读过《自私的基因》，你会看到那本书里说，这都是基因的“所作所为”，基因为了延续下去，不但不断发展，而且还生成各种生理机制，来保证这种发展，例如，是人类的基因要延续，才让人有如此强烈的性快乐，以至于很难不去追求性生活。

如果边沁生活在现代，他的理论就有了这本读起来非常过瘾的注脚。

3. 个人主义，但并不主观主义

一般来说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总是关联的。但是在边沁这里有点特别。边沁认为，人趋利避害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主观主义的意思是，无论你自己怎么强调自己的喜好，你承不承认自己自私不自私都不要紧，处理这个事情的科学态度就是如此，只是你很可能不知道如此罢了。

4. 激进后果论者（consequentialist）

对于边沁而言，不管我们的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后果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读诺齐克和罗尔斯，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你会发现这种论调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它对立面，就是道义论（deontological），康德伦理学（《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Groundwork of the metalphysic of Morals））甚至把良好意愿当成三大绝对伦理要求之一（categorical imperatives）。

5. 效益（utility）可以量化的

量化是科学的核心之一。

边沁认为效益有四个量化标准：强度、持久度、可能性和远近程度（今天拿到的一块钱好过明天的拿到的一块钱）。有了这些量化效益、幸福程度、或者说好处（utility）的机制，我们就可以科学地设计社会制度来将它最大化。

例如，边沁就因之设计了一套功利主义宪法，跑到波兰去让波兰人实施，因为别人不立即采纳，还倍感失望。可见他本人是深信可以用这套方法来科学设计政治制度、组织社会的。

效益不但可以量化，而且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好比有个国际标准效益单位，（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Utils），你有多少好处，他有多少好处，如何分配才不至于减少其总量等等。

功利主义的这个口号就体现了量化这一特点上：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以让最多的人的幸福最大化（maximiz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这里幸福量就是指效益。

作为一个绝对的后果主义者，社会总幸福量最大化，就是他衡量体制好坏的根据。

但如何衡量幸福？如何让幸福最大化？你如何知道你让它最大化了？功利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功利主义的致命弱点，不过我们暂且不谈。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绝对后果主义带来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回到艾赫曼案例。

诺齐克在批判功利主义的时候，介绍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的大脑连到一个快乐机器上，这个机器总是给你以快乐，没有任何痛苦和烦恼。你愿意这个快乐机器连到你大脑里吗？

这个思想实验的结果是很显然的，没有几个人愿意连到这个机器上。为什么？第一，它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就像艾赫曼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判断、去行动一样。第二，人无法确定谁在操纵这个机器。

让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回到功利主义本身。边沁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以让最多的人的幸福最大化。

为了简化讨论，让我们看看一个两人社会的“幸福量”图：

A的幸福量和B的幸福量由xy坐标表示。直线代表A+B的幸福总量不变，阴影区代表总量增加，直线下面就是总量减少了。

显然，如果是在总量在这个直线上方，边沁认为就是好的，因为不管是A或者B的幸福量单独减少还是增加，只要总量增加就好了。而人都是通过交换来增加各自好处的。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既然人都可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政府干什么？边沁认为，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断节的。这叫做政府的市场失效，

亚当斯密笔下的那个看不见的手，所谓“在每个人主观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总体效果却是让社会更好了。”这种市场调节行为，在这里是不总是适用的。边沁认为社会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但人总是很难主动做出这种牺牲的，而这是政府的工作。

例如，如果长期战争的国防开支要求人们交税，而一旦人们发现交这种税，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益是0的话，他会反对这个战争，从而拒绝交税的。

而且，每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集合起来不总是对社会有利的。所以，我们需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