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六、新古典功利主义

以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功利主义，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新古典功利主义的纲领，我称之为权利效益综合。因为他一方面注重以科学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也注重源自于“创造理念”的个人权利。显然，这也是我们先前谈的古典功利主义者的纲领，只是，新古典功利主义将之有效地综合起来。不过我们这节课先不谈密尔，而先讨论古典功利主义是如何在各个方面过渡到新古典功利主义的。例如，尽管我们将花相当的时间来讨论政治理论的发展，但是底层的哲学、经济学上的转型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因为古典功利主义到新古典功利主义先实在在经济上的转变，然后才是政治上的转变，最后到伦理学（道德）上的转变。

新古典经济学是人类在知识上一个辉煌的创造，在那些许多出色的经济学家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尤其令人瞩目。他们发展了一套经济理论体系，尤其是价值理论，不但深深地影响了功利主义的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对市场、合法性和分配正义的理解。

尽管霍布斯曾经批评亚里斯多德说他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喜欢的东西，另一个人不见得喜欢，但是霍布斯作为功利主义的一个源头，和边沁、大卫休谟这些功利主义者一样，都认为人多多少少在基本需求上有类似的心理结构。例如休谟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关于实际的问题都解决了，伦理上就不存在问题了。“这一点上，功利主义者的问题是，当你在做人与人之间的效益比较的时候，你假定每个人的效益函数都是一样，例如，我们总是假定一块钱给流浪女带来的快乐要比给特朗普带来的要大，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让一个人幸福的东西，肯定会让另一个人也幸福。

当然，我们今天侧重的是古典功利主义到新古典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上的转变。最后，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它是政治学和伦理学转变的基础。

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非常复杂，它的基础只有三点。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细谈。

先看一个图：

学过经济系学的都知道这叫做无差异曲线图（indifference curve）。A的效益或者说幸福量由两个商品决定，面包和葡萄酒，当然这是理论上的简化。这四根无差异曲线，表明A的四个无差异状态。即是说，假使A的面包和葡萄酒总量是不变的，如果A的面包和葡萄酒的数量在曲线I1上移动，他的幸福量是不变的。为什么？这里隐含着我们上一节谈的边际效益递减原理，A的葡萄酒如果很多，那么再增加一瓶对他的幸福量影响很小，如果A的面包数量很少，减一点对他的影响会很大。

增加A的幸福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面包和葡萄酒总量增加，即从I1移动到I2，I3和I4上，新的3条曲线也是无差异曲线。

我们要注意这个图和上一节里功利主义者采用的数量图的区别。无差异曲线之间的距离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优先顺序的关系，没有数量的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解决古典功利主义的把效益量化的难题。因为功利主义者需要衡量每一个人的效益量，然后把所有人的效益量合计起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学采用这个优先级别图（ordinal scale）而不是数量图（cardinal scale）。其目的是，用尽量少的信息来了解市场行为，例如价格的移动规律。我们会看到，这种方法的变化会带来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然后，我们再看看帕累托的两个人的效益曲线图：

在一个人的效益图里，A总是试图从p往q移动，增加他的幸福量，即面包和葡萄酒总量更多。两个人的效益图也是如此，A试图在Y坐标上往上移动，B试图X坐标上往右移动。假定他们的现状是x，即是说，A在他的无差异线AI1上，B在他的无差异线BI1上，显然，由于先古典经济学不做人与人之间的效益比较，在x点上，你无法也不需要知道A是不是比B更幸福。

这时候，帕累托说，如果我们从现状x点，从下到上从左到右各画一条线如图， 如果效益的总量是有限的（社会经济总量总是有限的），这两条线都会遇到一个最大值。这各最大值，称为帕累托可能性边界。同时，我们也得到四个象限。Q1，Q2，Q3，Q4。Q3这个象限里，A和B的效益值都增加了，帕累托认为这是更好的，至于好多少，因为这是优先级别图而不是数量图，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移动到Q1象限，A和B的效益值都降低了，显然这是不好的。在Q3象限里，好比A和B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例如A用自己多余的面包交换B多余的葡萄酒，双方都得利，所以他们会自愿自发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Q3是一个帕累托好区----改进区。Q1象限，则有点象政府向A和B收税，然后却去帮助A和B厌恶的其他国家，Q1是一个帕累托差区，因为A和B都不会喜欢。而Q2和Q4呢，叫做帕累托不确定区。因为要么A的效益增加了，而B的效益减少了，要么反之。但是由于不能做A和B的数量比较，所以总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是未知的。

帕累托在他700页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手稿》中象这样解释：人们会误解我，以为我声称我们绝不能进入Q2和Q4，其实不是的，我只是说我们没有科学的理由进入或者如何进入Q2、Q4。例如，如果我们从x移动到g，从A身上拿走一些效益送给B，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说B的收益要比A的损失多，因为A和B的效益函数不一样，人与人之间无法比较，即我们不能假定边沁、休谟这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种哲学观点，也许他们是一样的，也许他们不一样。总之，我们无法得知。

这就是帕累托原理，新古典经济学全部结构都基于其上。

帕累托的理论核心就是无差异曲线和这个帕累托区域图。

如果我们在上述分析上再进一步，我们说，A和B在x点的现状上互相交换多余产品，达到帕累托好区中另一个点y后，A要求进一步交换，B稍作思考后，他们达成协议，再用一块面包换一瓶葡萄酒，达到z点。此后，无论A如何提议交换，B都不同意，或者B提议A也不同意，于是我们就到了那个帕累托可能性边界。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A和B的效益再增加。

帕累托说，在市场经济里，人们趋向于超这个可能性边界移动，一旦到达这个边界，就停住不动了。由于交易有很多方式、现状由很多可能，可能最终是停留在Z点，也可能是其他点，但是它们都在A和B的无差异曲线上，在图中，这些点形成一个曲线，就是帕累托可能性边界曲线，我们称之为帕累托最优曲线。

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概括。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个图：

这个图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它只是前面两张图的叠加。A的无差异曲线（虚线），从左下角往右上延伸，B的无差异曲线（实线），恰好相反。从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A总是试图往右上移动他的曲线，以增加他的效益，B呢，总是试图往左下移动他的曲线。如果他们两个讨价还价的水平相当的化，通过交换各自多余的东西，他们的曲线会在某一点上相交。例如，如果A的现状是左上方的x点，即A有很多面包，即几乎没有什么葡萄酒。而在x点，B恰恰相反。所以他们会愉快地进行交易。二人都向自己的更高的曲线移动，从而进入大阴影区。这个大阴影区，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区。如果他们继续讨价还价进行交易，他们会继续向自己的更高无差异曲线移动，从而在小阴影区相交。比如说达到Z点，这个时候，他们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任何对双反都有利的交易都不再可能发生，而这个Z就是帕累托可能性边界。

这个Z点，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点。显然，帕累托最优点有很多，但是都是由最初状态和各自无差异曲线形状决定的。（各自的效益函数所决定的本性，A和B本性不一样，意思是他们对面包和葡萄酒的搭配比例要求就不一样。）本性不变，如果最初状态时确定的，那么理论中的最优点就确定了（假定大家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不同的现状得出不同的最优点，所以图中的这条从左下到右上的曲线，就是帕累托最优曲线。

一句话总结这个图，就是 人们通过市场交换，进入帕累托改进区，最后市场稳定下来，各自停留在帕累托最优曲线上。

这个图叫做Edgeworth箱型图。相比前面两个图，这个图无非是上两个图的叠加，没有新东西在里边。但是，这个图却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里边的分配问题。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效益图和和帕累托的新古典主义效益图：

我们看到，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尽管他们一致认为Q1象限和Q4象限，分别是坏区和改进区，他们对Q2和Q4象限的阴影区有不同的看法。边沁认为Q2和Q4象限的阴影区的社会总效益是增加的，所以是改进区，而帕累托认为这个阴影区是无法确定的区；而且对于Q2和Q4象限的空白区，帕累托认为是不确定区，但是边沁则认为这是一个坏区（总效益下降），

所有再分配政策的分歧和争论，都集中在人们对待帕累托这两个不确定区Q2和Q4的不同态度上了。帕累托认为，严格从科学角度而言，对着两个区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无法确定其结果，但是边沁理论不同意这个看法，原因是边沁、休谟这些古典功利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效益是可以量化比较的。例如，我们可以向A收税，来提高B的福利，如果这样做可以使社会总效益量增加的话（A很有钱，不在乎多交一点税，按边际效益递减原则，效益减少微乎其微，而B很穷，很在乎福利的一点点增加，同样按边际效益递减原则，效益增加比A的减少较少多）。但是帕累托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效益增减无法比较。即是说，尽管他同意边际效益递减原则，但是你不能说人与人都有一样的效益函数：即增减一块钱增加或者减少的效益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要注意的是，帕累托并不是完全反对这种再分配，他只是说，如果政府选择这种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机制，没有什么科学的原理去告诉政府具体该如何做而已。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Edgeworth箱型图。假定社会现状是左下角的Z点，即B特朗普拥有一切，面包和葡萄酒都归他，而流浪女A什么也没有。根据帕累托原理，他们不会发生任何交换（无差异曲线无法移动），所以，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是停留原处----流浪女饿死街头。

罗尔斯（将来的课程内容）在《正义论》（Thoery of Justice）批判功利主义的时候说，功利主义对待人与人的差别上不认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罗尔斯也只对了一半。如果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奉为圭臬，而完全不去做人与人之间的效益比较，结果却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帕累托最优----特朗普一毛不拔，流浪女应该饿死街头。

总而言之，这基本上就是古典功利主义和新古典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上的分歧。他们都各自走了极端。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古典功利主义的激进思维，允许政府采取猛烈的再分配政策，来确保社会总效益量的增加。而帕累托严重地历史路径依赖，即依靠自然的市场行为导致的现状，他假定，正常的市场是不会出现A拥有一切而B一无所有的，所以那种残酷的“帕累托最优----特朗普一毛不拔，流浪女饿死街头。 ”的情况不会发生。

这种极为重视个人权利的经济理论如何影响政治理论？我们将在讨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无害原则”里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