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立中文笔会笔友谈海外民运之六

杨兄好！

首先，谢谢你帮我建立博客，也谢谢你转发推荐我的文章，有笔会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自由地畅所欲言，让人心存感激，但也心存谨慎，唯恐滥用了这种宝贵的资源和自由。

我对哲学，只是喜爱而已，正如我喜爱音乐、足球、诗歌一样，它们构成我现在生活的绝大部分。

但我并非很有系统，所以兄台过奖了。而且，读了兄台的一些大作和回复，您对世界的理解，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想，实在是超出我这个理工出身的人很多很多。我有很多可以向兄台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继续厚着脸皮回复讨教。但是，我不打算再在尼采的哲学上过多讨论了，因为我说过，谈尼采不过是我们讨论极权主义和六四的一个铺垫，没有必要喧宾夺主，我的个人博客上，有很多关于尼采的分析，例如谈他的《查拉特斯图拉如是说》、《超越善恶》、《道德谱系》，尤其是他的超人概念和上帝之死的提法如何颠覆了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念。有兴趣的话兄台可以参考一下，这里就不提了。

关于极权主义，看得出，兄台和我在这个概念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把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现状上有所分歧。比如，您觉得完全符合，而我觉得不太符合。兄台举的例子，当然是可信的，也很让人难过，尤其是一些关系到具体民生的事情，比如说农民的生活福利、上访群众的恶劣待遇、异见分子的受打压、社会风气败坏、保障公平的法律制度腐败等等，且兄台因言论自由坐了八年牢，比王怡少仅仅一年，这些东西都让人伤感。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我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出了国，当年与一群朋友穿着温克坚兄寄来的民主宪政文化衫，背上读着“自由平等人权”、“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等口号，走街串巷，无阻无拦，逍遥自在。

所以，我能够体会到兄台“每况愈下”的感慨，甚至笔下流露出对胡温时代的怀念。

但是，正如我前面的邮件里提到，杜兰特说，权力都是自然趋向集中的，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是西方的基础比我们好很多，文化完全不同，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打下了牢牢地基础，什么“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什么“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看护者”等等，深入人心，所以他们的权力集中有限，即便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设置联邦制以便控制全局，西方乡镇自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灵魂自由的千年传统，让分权体系自然形成。

然而，我们中国没有这些传统，个人主义者杨朱被孟子骂为无君无父的畜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而乡镇自治呢？我记得有个学者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个人自由？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集体大于个人，把个人为国家、社会这些集体牺牲视为最高品德。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集权政治，基本上是地理环境、历史路径、文化习惯的必然。我深为赞同，也曾经写过很多小文讨论这一点。

集权政治（我前面说的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其实应该对应于威权主义，但是我的中文政治书读的少，未能在翻译上精益求精），让权力自然集中倾向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出于他的文化修养（崇拜毛泽东）、社会环境（胡温体制相对宽松也给腐败带来的巨大空间）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全球化让勤劳肯干的中国人确实富裕起来、国家因之空前强大），所以他有些敢干，也有些飘飘然，感觉自己有一代圣君的味道，修宪谋求无限期连任、写书自吹自擂、利用科技对不法不满不同分子进行严格的管制等等，都体现了某种必然性。

但是，兄台也承认，中共社会毕竟还是有私人空间。正如我先前的邮件里说，现在共产党是务实的，把经济自由还给人民，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其他都好说，其他三项基本原则，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解释和修改。这实在是任何统治阶级掌权时都会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多亿人的中国，看到的普遍现象就是，只要你不反党、或者搞那些明里暗里针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活动，基本上随你的便。这恐怕不能说成是一种极权主义统治吧？

至于兄台说，那些异见分子遭到严格的管制、监控、威胁、喝茶、等等，虽然确实是一种极端手段，但是那毕竟是针对极少数异见分子的，正如上述所言，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的手段，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西方因为私权保护这个传统强大，所以有所顾忌，但是中国在这些方面离现代政治理念还差很远，所以自然做的比较过分，任何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进行谴责，或者借宣扬更接近人道主义、更接近全球范围平等的思想，来慢慢改变中国普通民众的甚至统治阶级的观念。

实际上，如今这个社会，信息、交通、媒体如此发达，对私人生活谋求完全之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笔会很多笔友，例如盐巴先生就说他有VPN，可以翻墙出国寻找自由信息，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在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利益，打压反对派的时候，由于缺乏我们所言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基础、法律基础、文化制度基础的原因，发生一些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实在是令人心痛地在所难免。但这些悲剧是个别现象，不是社会常态。

比如，您举的例子，说中国每年有100万失踪人口。我查了一下我们维多利亚州警察局的统计数字，维州每年失踪案例在8000例，全州人口以670万算，失踪人口比例为0.0012，而中国100万失踪人口除以14亿，比例为0.0007，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小的。当然，考虑到中国的统计数字往往有很大水分，毕竟，黄仁宇念兹在兹的“数目字管理”在中国完全得以实现也许还要假以年月，也许我们可以提高一点，但是我们绝对无法想象这些人，包括您调查的武汉失踪大学生，都成了人体器官源，那真是人间地狱了。当然，人体器官买卖这是事情，是存在的，邪恶的人哪里都有，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会铤而走险，但是我绝对不敢相信，中国遍地都是人体器官贩子，人心都是肉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人，都有良知、正义、道德、不忍之心、同情心，只是目前的局面，这个千古难遇的时代， 这个被物欲、被虚无主义、被无奈现实、被价值观巨变、被打着民主旗号行专制之实的政治体制，等等负面因素影响巨大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已。

兄台出于直面这种挑战，遭遇了牢狱之灾，我是深为理解的，因为我当初也曾经被国保盯过梢。甚至我看得出兄台恨不得习近平立即倒台，回到胡温时代，也许政治一松、百花就齐放、春天就到来了，但是我知道兄台可能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幻想。这种专制政治、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这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尤其彰显的时代，习近平下去了，可能还会上来一个毛近平、邓近平、江近平，所以，我一点都不指望。

但是我们指望什么呢？共产党自动放弃权力？或者像兄台所言“有些人愿意以集体主义（暴民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那么我要问，这些可能性有多大？共产党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的，没有哪个统治者会自动放弃权力，记得谁说过，如果说谁不爱权力，那是因为他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共产党为了统治权，花了多少经费维稳，花了多少钱国际上收买人心？他们建设了多么强大的军队、武警、公安？他们的措施是几千年之未见的。那么他们这么做真的一点不得人心吗？我看未必，谁不爱国家和平？谁不爱社会安定？中国乱了这么久，穷了这么久，被西方日本俄国欺负了这么久（千万不要说西方是为了中国人民好才开着炮舰来的），不要说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美国排华法案、印度尼西亚屠戮华人，就是说当今多少还在的种族歧视，都是很多华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国家强大、稳定发展，让民族自豪感得到复兴。（有哲学家说，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其实都因为歧视：文化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等等。而消除歧视，一方面靠平等的交流，一方面靠自己拼搏奋斗。因为弱者值得同情，但不值得敬重。抱歉，我又回到尼采了。）

公平地说，共产党他们还是得了很多人心的，即便有人不满，也是多少是因为利益冲突、情感冲突、价值观冲突，但是，如果利益得到了解决，其实情感、价值观都是可以调整的，毕竟这是个无神论可悲地占优势的时代，大家都珍惜今世可贵的生命，不想把它浪费，追求个人幸福基本上每个人的唯一目标，如果个人幸福不见得需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那么个人会自动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权衡利弊，去追求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我出国，就是这种原因，我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操，什么“不自由，毋宁死”。我的态度是，不自由就去寻找自由。如果全世界都没有自由，那么只能说，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有误，或者说，我们人类现在阶段，自由的概念并非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说来说去，这也是一种存在主义，是的，这就是尼采所为先驱的存在主义，所以我在讨论极权主义、六四问题之前说，要讨论尼采。尼采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不直面的伟大哲学家。

在这种普遍的思潮下，兄台“有些人愿意以集体主义（暴民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指望，我以为，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回到我个人的意见，我永远都会坚持以个人主义方式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的观点。中国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儒家学说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先后秩序。这里边其实就包含了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思想。一个人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没有研究，即不格物如何得到知识，即致知？我们认为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方知天理”其实就是西方的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显然是局限的，否则苏格拉底不会说首先“认识你自己”，因为不懂得自己，如何懂得世界？因为世界都是你的头脑中的现象，头脑有问题，自然对现象理解错误。所以尼采说，“没有什么现象，只有对现象的解释。”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可能性。没有客观真理，格的什么物呢？格得再多，一方面宇宙无穷你格不完，另一方面你可能格错了。那么如何正心？如何诚意？如何修身？自己都搞不明白，凭什么齐家？你妻子儿女会信服你吗？你在外面天天“高喊民主自由，回家照样打老婆”（王怡语），家庭搞不好，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细胞得了癌，扩散到全身是必然的。整个社会最终会得癌，天下会得癌。

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癌症，除了靠自己，我们有别的办法吗？靠自己，我们要自由民主，你要自由民主干什么呢？你的自由的目的难道不是让你更幸福、让你爱的父母，妻儿、亲戚朋友更幸福吗？难道你要自由是为了为所欲为吗？显然不是的。那么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你会怎么做呢？

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小文，说 《爱比自由更重要 》，其实就是借着胡适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一种发挥，一种基督徒式，却又存在主义式的发挥。

基督徒认为，如果你不能爱你身边的人、朋友、领导、同事，那爱就是虚假的，自由就是虚假的，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出发，个人的自由是会互相妨碍的，密尔的《自由论》被严复译成《群己权界论》，其实就说，每个人的自由都互相妨碍，所以我们要划清边界。且每个人都只爱自己或者自己家人，那么平等就是谁也不买谁的帐，大家起点公平、机会均等地来竞争，有人天性强，有人天性弱，结果天壤之别，合法合理活该。反正大家都是交易，感情交易也好、市场交易也好，权力交易也好。总之是资源配置以人的天赋为准。总之都是一切为自己利益为出发点。

当然，这与我们极权主义的讨论离得稍远了一点，但是我的意思是，极权主义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尊重的原因

导致的，即便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如果没有基于这些东西的制度制约，最终必然会变得极为不平等，这个学术观点是经过论证的，而什么样的制度不依靠一种价值观来维系呢？你半夜一台车都没有，肯定闯红灯。不闯的人之所以不闯，就是他心中有一种价值观在维持。

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好，基督信仰价值观也好，存在主义价值观也好，决定了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讨论清楚这一切，自然就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对看待六四，看待共产党，看待民运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浅见，不强求一致。其中若谬误之处，请兄台见谅、并不吝指出。

欧阳京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