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四答LH兄文

LH兄：你好！

读了兄认真、诚恳、详尽的回复，我感慨万千，却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我首先凭着此时的心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当年，你是广场上的大学生，而我是远在天边声援你的中学生。我们那时的心意是相通的，即便是35年的现在，我也还是能从你的笔下感觉到你的那种激昂、热情、崇高的胸怀，以及这种情怀给我的感染。

说实在的，你的文字给了我很多思考，尽管我认为我在回复胡平老师的三篇商榷文中已经把想要表达的说完了，但是看到你这样激情澎湃的文字、严肃的思考、善意而恳切的批评，我觉得还是需要不惜有点啰嗦地回复一下。请原谅我不用您这个词，因为此时感情让我觉得我们更像新时代的公民，所以，就让我用你来称呼您，并以新时代的公民平等身份来展开诚恳而绝不故作谦虚、尖锐而不尖刻的讨论。

首先，我认为你没有认真阅读我回复胡平老师的三篇文字。甚至你还把我之前回复杨子立兄的长篇大论与给胡平老师的回复混淆起来了，当然，这怪我，我在回复胡平老师之前，即正式讨论六四问题之前，和子立兄漫无边际地讨论了极权主义、海外民运、尼采哲学、甚至文学和诗歌，可能会让人觉得洋洋洒洒、把理性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味道。

现在，我就不再过多发挥，而就你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答复。

1. 自由权利和民主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正如我在回复胡平老师的文章里说的，自由权利和民主不是不相容，而是两回事。自由权利是目标，民主是制度保障，或者说是取得自由权利的一种途径。自由权利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民主制度不是，在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之前，人类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追求自由权利，且在没有现代民主制度的情况下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也就是说，现代民主是后于自由的。

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意识到有些自由权利和民主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因为民主需要一定数量的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持，这些都需要争取，而言论是表达自己观点以争取他人赞同附和的唯一方式，所以言论自由成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会自由也是如此，集会是通过言论来传播观点、思想的的重要方式（如天安门广场上的演说），甚至不需要通过言论而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集体行动来表达民意的方式（如甘地的“从海里拾起一粒盐”的群体活动）。这些自由权利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很多人把追求这种自由权利的运动，视为民主运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本质上还只是权利诉求，并非民主政治运动，这个我已经在与胡平老师的商榷文中表达清楚，就不赘述了。

有些自由权利，与民主制度完全无关。例如居住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婚姻自由等，无疑地，中国人民现在拥有这些自由权利的一部分。

我还在与胡平老师商榷文中说到，争取这些自由权利（部分或者全部，因为有些已经有了，有些还未真正拥有。）大致有三种方式，这里为了讨论方便，我就重复一下：民主政治方式、暴力革命方式、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而我认为，八九学运，尽管它是一场伟大、正义、崇高的爱国学生运动，但它却不是民主运动（参见东欧剧变中的波兰圆桌会议。），现在仔细回忆起来，综合当时全国的情况进行考虑，它是介于非暴力不合作和暴力革命之间的运动，甚至有点像文革，即暴民政治运动。

1. 关于暴民运动

现在，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暴民运动。我能理解你对暴民这个词反感，说实话，用这个词，我也是几经考虑过，最后为了客观公正，为了表达我现在的立场和对祖国民主化未来的期待，我认为使用暴民即英文中的mob一词，是合理的。

首先，牛津字典对mob的解释为：a large crowd of people, especially one that may become violent or cause trouble。

而剑桥字典对“暴民”解释为：a large, angry crowd, especially one that could easily become violent。

暴民并非一群暴动的人，而是一群有暴力或者找麻烦可能性的人。日常生活中，几个无所事事的teenager在街上游荡、寻事找茬，我们都可以用mob（反义词：individual，即个人）来形容，它是一个中性词（略带贬义）。

其次，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的政治名词：暴民政治。这个词的解释为：暴民政治（Mob Rule或Ochlokratie）是一种政治现象，其中决策和权力的行使主要由情绪激动、失去理性的群众或暴民控制，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或民主机制。这种政治形态通常缺乏法律和秩序，决策过程受制于群众的瞬时情感和冲动，往往导致暴力和混乱。根据广场上学生在复杂情况下，最后失控的混乱局面，我用这个词是有此为依据的。

正如你所说：“面临着巨大未知的历史未来、在变换着的同伴中激烈辩论却要做出立即的决定、露宿半个月日夜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并且绝食、大量相反的信息时刻冲击着你，而你在一个月前完全没有为此准备和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失误是难以避免的。”

尽管当时的学生是有组织的，但是群体运动的复杂性，出现偏差甚至完全背离良好的和平初衷的可能性是难免的。你可以称之为失误，但不能改变其性质。

而且，当时不仅是广场上学生领袖无法控制局势，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失控现象，甚至打砸抢都有，严重地干扰了社会正常秩序，从整体角度，用暴民形容当时全国的这些群众，也是合理的。

我在和ZY兄讨论时，曾引用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勒庞认为，群体具有以下特征：

匿名性：个体在群体中感到匿名，导致责任感减弱，行为更极端。

感染性：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导致群体行为一致。

暗示性：个体在群体中更容易受到暗示，失去批判性思维。

也就是说，这种群体活动出现偏差是有理论基础的。比如你提及的513发起的绝食，说绝食是这个运动的转折点之一，也许是个不理性的决定，我是非常赞同的。绝食不但把因学生内部分歧和共产党的让步而逐渐减弱的抗议活动重新推向高潮，还有就是绝食把中共推到骑虎难下的道德困境，甚至为了快刀斩乱麻，决定暴力清场，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拯救广场绝食学生生命”的道义立场。而绝食这个事情，就和自杀一样，貌似是个人行为，但很少有如此数量规模的人同时做出绝食自残极端行为的，只是在群体心理学的迫使、暗示、感染下，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性走极端。也就是说，这种针对自己的自残暴力行为，群体是无法摆脱干系的。

所以我说，广场学生，和各省的、乃至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的学生、工人、社会人士，是不折不扣的暴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这个提法，普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比如我自己，当时就也曾经参与募捐、罢课、演说鼓动等校园抗议活动，但是我认为35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完全可以理解。

当然，我用这个词，不但基于上述原因，还因为我要表达一个政治立场，即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方式来生活、来从事政治活动，以图改变社会，而不能以暴民（mob）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这就关系到你提出的出路问题。

1. 关于出路
   

再次读完你的文章，我也发现你对个人主义有所误解，甚至把它贬低为犬儒主义。其实，我在第三篇与胡平老师的商榷文做出了解释。即，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的。因为我和甘地一样认为，任何群体运动都会出现偏差，例如本来以和平抗议开始的印度Chauri Chaura事件，最后以暴民把20多个警察砍成碎片收场。甘地在为此痛惜的时候，就使用了暴民一词，并用绝食的方式，来平息全国任何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转而呼吁大家采取更为理性、更为和平、更为有力的基于个人的全面非暴力不合作：个人“躺平”，不上班、不出勤、不做出任何作为。他认为“10万英国人”，包括军队和公务人员，“无法控制一个3.5亿人的印度，所以，最终英国人不得不”走出印度“，让其独立。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是肉体的极端服从和忍耐，例如甘地倡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却是精神上最大的抗争。

而我看到你的文章里，引用我和子立兄讨论时对个人主义的中国式发挥，比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这只是讨论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基础，而非我在倡导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鸵鸟主义。

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主制度、自由权利的核心，也是西方整个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但它也是有中国文化共鸣的。我试图将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为去寻找一条既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又可以把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融入到中华民族对自由和民主的不懈追求的这种恢弘的历史潮流当中。虽然我的思考暂时还不成熟，但是我认为我至少走在一条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的道路上。

基于这种动机，我在第三篇与胡平老师的商榷文中说，也许我们“消除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暴君，却在身边产生了无数个暴君：一个蛮横的丈夫、一个霸道的领导、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妻子、一个拔苗助长的妈妈、（一个不尊重公民的警察、一个有法不依的公务员、）一个嫉妒傲慢的同事等等。我们不愿忍耐屈服共产党，却屈从自己的物质欲望、虚荣心、主宰别人的骄傲心、冷酷无情、不讲道理、自私自利等等。我不敢相信，一个到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暴君的国度，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说实话，我们总是在责备别人，责备共产党，却没有看到共产党现在的这种体制，不完全是它的责任，而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责任。我们也总是试图在改变别人，因为“别人头上的苍蝇好打”、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眼里的刺，看不到自己眼里的梁木”、因为我们在用一辈子论证哥白尼的“荒谬”---宇宙的中心当然是自己。

所以我提出，改变自己是改变世界的最快最好的方式。侵犯领土疆界的是异族，侵犯精神疆界的是暴君。我不去做暴君，你不去做一个暴君，他不去做暴君，世界上就会没有暴君；没有暴君，就没有专制；“人民有教养，专制就绝对不会发生。”就是这个意思。

      4.关于结语。

我知道，这种以改变自己来改变中国甚至世界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想主义的。从现实角度，有些人主张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当然，我表达的保守主义态度、个人主义世界观，也是更为赞同这种方式的；有些人主张暴力革命，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有些人则主张非暴力抗争，像甘地那样。

可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尤其是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抗争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敌人。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其实这是一句实话，而不是一种情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象是英国殖民者、总督、地主，以及他们雇佣警察，等等，所谓不合作，就是不和这些人合作；而斯巴达克斯的敌人，就是一切罗马奴隶主和他们的军队。而我们呢？9千万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革他们的命？不和他们合作？再来一次内战？重新北伐？或者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暴民运动，清算、打倒、批判、文斗武斗？

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反对的体制，既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也好、胡景涛也好、基层民警也好，都是这个制度上的一个环节。习近平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习近平下台，也许一个刁近平上台，而且也许他更“坏”。基层民警也不是，只有制度才是。但制度是文化、历史、传统的结果，是每一个人----包括死去的，也包括活着的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以制度为敌，其实就是与所有人为敌，难怪很多人转而痛恨中国这块土地，认为这个国家是一块朽木、一堵粪墙。但是，八九学运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情操的中国人，只是时机没到，锥处于囊中而已。

而且，如果一个人以所有人为敌，那么他就是以自己为敌。与自己为敌，就是要改变自己，或者像尼采说的那样，去超越自己。在一个有提升自己和提升民族的时代里超越自己，这难道不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吗？

保守主义方式，即在现有体制下去改良社会的方式，也是一种超越的方式，雨果在《93年》中说：革命而不忘文明。其实他说的革命，就不是革谁的命，而更是revolution，既进步、变化、改变，因为文明世界观是：不杀人、不欺负妇孺老弱、不损坏公物、不侵犯私人财产、等等，这样的革命当然就是非暴力的，只是精神世界的变革。所以哲学家说，观念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如果我们有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精神，尊重每一个同样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人，如施唯泽所言：“我是有生命意志的生命，与其他许多有生命意志的生命并存。”无论是“革命”、变革、改良，都不忘文明，那么我们都会归根结底走到一点，即在实际生活中，去一点一滴积累，去一点点进步、去改变，而不是去打、去杀、去毁坏、去消灭。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橡皮图章太虚伪，那我们怎么办？杀掉主张这个制度的人？拆掉人民大会堂？与保卫人民大会堂的军队对垒巷战？或者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肯下台怎么办？消灭一切共产党员以及他们领导的军队、警察？这难道不是做梦吗？这种梦连理想主义都谈不上，遑论现实？

正是我从无比现实的角度出发，才提倡尊重共产党，不要把共产党当我们的敌人。且不说共产党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善”，即便他是邪恶的，你如何来改变这种邪恶？我很担心那种敌对情绪，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开口闭口天安门大屠杀，例如，前学生张伯笠牧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什么：“共产党的社论就是为杀人做准备，426社论就是为屠杀学生做准备。”这种心态太恐怖了。即便连李海兄也认为，在518之前，共产党就做了戒严和暴力清场的决定（其实是519决定的。），但是我绝不会相信，你也不相信，他们一开始就是决心要屠杀学生和人民，并在屠杀之前写个社论做铺垫（429袁木的讲话显示出这不符合史实。）。何况，天安门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民主人士开口闭口说的那样，像英国殖民者军队在印度Amritsar进行的那样，士兵排成排，瞄准集会的人群任意开枪，进行屠杀，这都是可疑的。因为很多资料显示，军队确实依照军令，为了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目的地，在木樨地、公主坟等地开枪，以驱散阻止进城部队的市民和学生。军队和群众之间也确实进行了互相攻击，互有伤亡。但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大规模的肆意地屠杀学生（所谓massacre，需要mass才构成massacre），比如“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甚至“坦克碾压帐篷”里的学生，然后“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这些都是我不愿轻信的未解之谜。我希望有最后撤走的学生们来确证，但是我迄今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也就是说，我不太敢相信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军队会那样邪恶。或者也许曾经邪恶过，现在不见得还是那样的邪恶。而且，即便是邪恶的，我也认为，向甘地那样用文明对抗邪恶才是最好的方式，以邪恶对抗邪恶，结果只是会更邪恶。以暴易暴越来越不被文明所接受，也是这个原因。而若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除了用我主张的个人主义方式，还能用什么呢？

欧阳京敬上

2024年6月6日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