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野渡兄的极好文字！
不过，要读懂野渡兄此篇诗一般的文章，我们需要先知道很多东西。
首先，我们要花两个半小时认真看一遍《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youtube上有，租金5澳币。），还要再花两个小时看一遍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youtube上也有，免费 。）不，光看一遍《万尼亚舅舅》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野渡兄提到的英国导演Ian David Rickson在2020年疫情期间改的英文电影版，我个人认为很局限。但是图米纳斯俄文版我又找不到，也无法听懂俄语，所以我们也许还要看一个更权威的英文版，即David Mamet改编，基于Vlada Chernomordik翻译的1991年英文电影版话剧。
我们还要读野渡兄提到汉娜.阿伦特的书《黑暗时代的人》（Men in Dark Times）。而这是一本厚重的书。提出中国读书人耳熟能详的词“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汉娜阿伦特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尽管大多数人都人云亦云地把这个词写成“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这并不妨碍汉娜.阿伦特在我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最后，也许还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尽管我并不了解笔会会友邹幸彤，也不并完全了解那些为香港的自由而奋斗过的年轻人的生活，但是从野渡兄凝练的、欲言又止、短歌当哭第五节里，我懂得了你们之间坚贞的爱情。
要有这些基础，我才可以放开来谈这篇绝佳的文字。
1、《驾驶我的车》说了些什么？
正如野渡兄对此电影的揶揄，这是一部“典型的日式小清新治愈系”电影。此影片根据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滨口龙介导演。男主人公是个话剧演员，最擅长的戏恰好就是《万尼亚舅舅》。其妻子则是一个出名的剧作家。电影的焦点在于，他的妻子需要用不断的性高潮来启发她的创作灵感，性生活和文学交织在一起，这自然是现代最受追捧的题材，正如诗人和婚外恋一样。妻子的不断出轨被他偶然发现，但是他居然不可思议地默认了这一顶顶绿帽子的合法性地位，并在犹豫的回家路上错失对因急性病发作而晕厥妻子的抢救，痛失我爱。
野渡兄所谓的治愈，在这里应该是指对失去爱人之伤痛的治愈。显然，男主人公是个有才华而善良的人，善良到能把自己最爱的女人与诸多男人分享，并把自己巨大的痛苦深藏于内心深处，直到他遇到一个同样伤痕累累的女司机，在漫长的车旅上，缓缓地把自己彼此的“难言之隐”褪去包的紧紧的绷带，用话剧一样的优美独白把糜烂凌乱的伤口清洗。而女司机则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是个薄情寡义的妓女，出于憎恨，她没有去救援山体滑坡废墟里的母亲，而是开着车逃离了那残酷而丑陋的现实，一路向西。
这部电影节奏很缓慢，也许是导演想刻意营造一种漫不经心、平静而沉痛的意境。靠一个其貌不扬近似文盲的女司机、一个高大帅气知名话语演员，和几场必须要有的露骨性爱场景，以及《万尼亚舅舅》里一段段零散独白撑起了这部近三个小时的获奖电影。
在48小时的租期结束之前，我把这部“时髦”的电影介绍给妻子看。她看了以后，皱着眉头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一个男的发现自己妻子出轨居然无动于衷？加上内容散乱，她表示看不下去。我就解释说，他妻子出轨是因为写作的需要。她笑了，说：这些文人真是矫情。并满是不屑地打趣补充一句：幸亏我曾经发誓不嫁文科生。并因此对我大力推崇的《万尼亚舅舅》也毫无兴趣了。
2、《万尼亚舅舅》又说了些什么？
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野渡兄，我很喜欢这部话剧，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因为不懂俄文的原因，加上俄国人动辄长篇大论，漫无边际，我很少读俄国文学，但是契诃夫的这一篇短短的话剧，着实打动了我。
而且庆幸的是，我没有先看到您推荐的Ian David Rickson版本，而是先把David Mamet版看了一遍，然后再把您推荐的版本看了一遍，最后再回头去把David Mamet版又看一遍。三遍下来，基本上让我确定了你的话是毫不夸张的，这的确是“欧洲戏剧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会推荐David Mamet版。因为这个版本更有古典话剧文本的魅力，我也许可以说它更像莎士比亚，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越莎士比亚。尽管您推荐的Ian David Rickson版本里，编剧为了让它更像莎士比亚，不惜直接套用莎士比亚在《凯撒》和《暴风雨》中的台词，例如教授在召集全家人开会时，就直接用了马可.安东尼的独白：“Romans，Russians，lend me your ears.”而在另一个场景里，又让忧郁的米哈伊洛维奇医生去复述Prosprero的著名独白：“Our revels are now ended.”
然而越是这样生搬硬套，画虎不成反类犬，它越不像莎士比亚。相反，Vlada Chernomordik非常忠于原著的权威译本却可以与莎翁一争高下。
话剧的所有角色，亚历山大教授、万尼亚舅舅、叶琳娜、索尼娅、米哈伊洛维奇医生，他们都是极有教养的上流人物，剧中他们自称时用词intellegentia，即拉丁文知识分子圈子之意，所以他们的对话都极富诗意，语言生动准确而优美，也不乏矜持含蓄，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群诗人在对白。
例如，医生就是个19世纪的环保主义者、实干家，他对万尼亚舅舅一家，甚至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的描述就是：“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eyond human strength”，（超越人类力量的为存在而挣扎）。又例如，在暴风雨即将过去时，万尼亚不无诗意和幽怨地说，The rain refreshes everything，the earth exales。（大雨冲刷一切，大地吐出了一口气。）再又如叶琳娜在表达自己对医生的爱慕之情时说：“这个让人难以抗拒的男人，帅气、像明亮的月亮从树梢升起。去被这样一个男人征服！我是不是该让自己血管里流淌着美人鱼的血，把自己沉溺其中？哪怕一生只一次如此？就这一次，飞离这些毫无二致的、昏昏欲睡的、沉闷的、毫无表情的脸庞，我为什么不呢？我这个胆小鬼。”可见诗一样的语言也可以被堕入爱河的女人用来形容男人。
当然，不仅仅是这种诗一样的语言让我极力推荐后面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对话剧准确表达出来的古典美，也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后者刻画的那种含蓄内敛的爱，在欲望和骄傲矜持之间的痛苦挣扎，对肉体幸福的渴望和被伦理道德的束缚，对比前者里边赤裸裸的性暗示、肉欲贲张的眼神和隐晦的性诱惑，简直是形同天壤。
总之，我不喜欢2020版的现代性。也许这种现代性是导演故意营造的，比如让演员们都穿上现代着装，虽然莎士比亚公司在重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无事生非》时，也这么干过，无伤大雅，但是把人物对白、肢体语言、表情神态、甚至思想感情本身也现代化，我就觉得得不偿失了。
例如，在医生为聪明美丽的叶琳娜展示自己的地图的那一场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巨大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差距。在91年版中，我们看到一个热诚的、对环境充满忧虑、对人类未来充满担心的知识分子，向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用诗一样的语言和稳健的神态展示自己的那些忧虑、关切和盼望，目光虽不乏流露出对一个美丽知识女性的爱慕，但在那种纯粹的智力活动在那场对话里、或者说独白里，显得无比高尚。而叶琳娜也是完全带着欣赏、爱慕、甚至崇拜的表情在静静聆听的，且在一面仔细思考着如何向他为索尼娅的感情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医生也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被欲望占据的内心所常常体现出来的语无伦次、逻辑脱节。而2020这一版，这场戏完全是一个欲火焚身的男人在秀肌肉一样，在展示自己的本领、才华、或者魅力，孔雀开屏，却让人看见它丑陋的臀部。而正要被征服的那一方，也毫无掩饰自己是被对方的身体和外表而不是被对方的知识、能力和情怀所征服的态度，眼睛里只闪现着欲火。
这一场戏，应该是整部剧里最精彩的一场。从医生老老实实地谈地图，到心不在焉的叶琳娜问他对索尼娅的态度，再到医生觉察到叶琳娜其实还怀着打探自己对她的态度之虚实，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叶琳娜这个聪明女人的设下的“陷阱”，不得不收起自己的骄傲，向叶琳娜表白心迹，然后矜持的叶琳娜故作姿态拒绝他的表白却被医生老辣的眼光识破，最后叶琳娜感情决堤，泣不成声，医生得意洋洋地收获自己的猎物，正要收网时，却被万尼亚突然闯入，胸有成竹口若悬河的医生突然脸红的像关公，结结巴巴地对万尼亚谈起天气来，等等，这个版本戏中二者的肢体语言、眼神、表情、语气变化，真是所有话剧表演史中无可伦比的杰作，无论欣赏多少次都不过分。而2020年版 ，则让人越看越厌恶，在此不值一提。
又如另外一个精彩场景：
索尼娅发现医生酗酒，纯真的她像责备一个孩子一样责备自己暗恋的医生，不准他再喝酒。女性的爱多少都带着点母爱成分。而谁能抗拒一个那样纯洁的、虽然不是那么漂亮的、却那杨纯真善良、那样对生活充满期望，那样渴望幸福的女孩子的小小要求呢？
他不但向她保证不再酗酒，甚至心中似乎燃起了对生命、对美的再次热爱，不由自主地走到钢琴前，生疏地弹起也许很多年前曾经为心爱的姑娘苦练的优美的曲子，指尖无意流露出岁月带来的淡淡伤感和惆怅。
那是什么？索尼娅问。没什么。
索尼娅抑制住自己对医生的无尽爱慕，心跳突突地问道：如果我有一个年轻的妹妹，她非常爱你，而你发现了她的爱，你会怎么想？
医生对年轻人的爱情已经失望的回答，让索尼娅眼里的光逐渐消失了。但笑容并未消失，她依然是幸福的。因为她还有希望， 而希望才是人生活的幸福之源。
这一场戏，被两个优秀的演员演绎的非常感人，而这种感动我几乎无法在2020版里找到。
3、黑暗中的人
野渡兄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笔墨介绍两个版本的差异？甚至显的有点唐突？
正如兄所言：“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我想说的却是，“一千个人会在哈姆雷特身上发现一千个自己。”我们为什么为万尼亚感动？这个可悲的角色，当“梦想破灭后无处安放”之时，愤懑呼号，说，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我却把自己给毁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万尼亚身上发现自己。我们读书、我们看电影，这种代入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导演或者编剧们期待的。例如我们在看《驾驶我的车》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代入场景：如果我是那个男主人公，发现妻子出轨会如何做？或者，如果我是“音”（男主妻子），怎么会追求这样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这样，我就能理解我妻子在观赏这部电影时所产生的厌恶和鄙夷、最后捏着鼻子都看不下去了。
然而，我却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梦想，然后在梦想破灭时痛苦不已，黑暗时代的人如此，自由世界的人同样如此。我们在人生的打击下，都像一条条伤痕累累的老狗，需要治疗。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情感的挫折，丈夫或者妻子的出轨，无论是在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日本，还是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是一个永恒的、让旁观者想入非非的、让当事人百感交集的话题。
其实准确的说，也许万尼亚舅舅所处的并不算是一个黑暗时代。（相比苏联、德意志第三帝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时的俄罗斯几乎是美好的。）在契诃夫创作这部话剧的时代，农奴制度已经被废除，启蒙思想早就传入俄罗斯，亚历山大二世早就进行了教育、政治、司法、军事改革，工业化发展迅速。俄罗斯正要摆脱落后、腐朽的面貌。而且，剧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社会上流阶层的教授、庄园主，过着比农民要富足不知道多少倍的安逸而无聊的生活。
正如医生抨击叶琳娜这个号称自己是因为真爱才老迈的教授时说，你懒惰、无聊、无所事事，却因为美丽到处耽误别人。正是那种无聊，而不是黑暗给人带来的不幸， 是这个话剧的主题。这些人在无聊中的生活，仅仅因为人对美的本能追求，才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些涟漪，正如医生对索尼娅所言：“我的青春已经逝去，我已经老了，对生活已经麻木，超负荷工作，感情迟钝，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只有美对我还有吸引力，我无法对美无动于衷。”
没有人能对美无动于衷。所以，索尼娅爱英俊的医生、叶琳娜也爱他，万尼亚爱美丽的叶琳娜而不能，等等，整个话剧围绕着这些纠缠不已、剪不断理还乱的上流社会的爱情及其所带来的痛苦而展开，例如，当索尼娅向叶琳娜透露自己对医生的爱情时，这一个场景极为精彩。我的评语是：
”只要两个女人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要谈论爱情，因为爱情是女人的一切；就好像两个男人在一起就不可避免要谈政治谈金钱一样，因为名利是后者的一切。没有什么比谈论自己心爱或者暗恋的男人那样给女人带来更多的欢乐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给她们带来轻快的欢愉，除非她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对象正好是同一个人，那么快乐就会被嫉妒、敌视、痛苦瞬间替代，当然，在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哪里，这种嫉妒、敌视和痛苦，往往是被嘴角的一丝苦笑掩盖着的。“
人生的痛苦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契诃夫生活的俄罗斯乡绅庄园、到网络时代民粹主义的今天，人人都在挣扎，人人都在痛苦呼号，我们所有的人，心怀着无数“小小的关切、小小的思想、小小的感情”（米哈伊洛维奇医生语），为着生存而挣扎，而这种挣扎超越了人类的力量。正如《万尼亚舅舅》不时体现出来的存在主义思想，人是不由自主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像西西弗斯一样，毫无意义地推着石头上山。万尼亚整日核对着庄园的账目、教授整日写着毫无价值的论文、”华夫“饼不过是个庄园食客，相貌平平的索尼娅同样终日操劳，还忍受着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的痛楚。而庄园的农民，反而是充实而忙碌着的，他们劳作，他们饿了吃、渴了饮，没有时间从事高尚的写作和恋爱，而他们恰恰是受地主们盘剥的人，按现代的阶级划分理论，他们才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但是却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痛苦。
越是劳苦、负重、为今日的饮食而忙碌的人，越是真切地存在着。剧本里体现出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对这些人而言简直是荒谬的。“多美好的一天，正好自杀”。存在主义者的终极之问恰恰是：既然人生如此，人为什么不自杀？
万尼亚是想自杀，但是索尼娅用她的基督信仰拯救了他。剧本最后索尼娅那一段著名的独白，就是福音的救赎。来生的安息，永远的欢乐、无比光明、无比愉悦的天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这种宗教的拯救当然是有可信度的。但是村上春树笔下的日本，却没有这种永生盼望。虽然作者没有说主人公福屋先生是不是信仰基督，但是从他开玩笑的口气里，我们听出，他的妻子“音”嫁给他之前犹豫了很久，就是怕自己改从夫姓后，名字听起来像“一屋福音”。所以，我判断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所以，在《驾驶我的车》的结尾，福屋先生和女司机站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的废墟旁，抱团取暖，彼此找到了此生的拯救，而不像《万尼亚舅舅》那样，要期待死后的天国。
我们都渴望某种拯救，或者说“治愈”。无论是在东正教的老俄罗斯，还是在被美国植入民主制度的日本，抑或是被中共专制统治几十年的中国大陆，甚至英国殖民多年、历来享受民主自由的香港。
香港的创伤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年，我因为香港愤怒地删除微信，表示要与大陆断绝关系，那一年，我在facebook上拉黑了一个交往很久的香港女牧师。几百万人上街带来的阵痛，被催泪弹放大，被互联网扩散，阵痛变成了一种中国人普遍的病。或者说形成了一种黑暗，笼罩天空，也笼罩人心。
4、看见黑暗的人
只要翻一下《黑暗时代的人》这本书的目录，就会知道这本书的分量。莱辛、迪内森（电影《走出非洲》原书作者）、罗莎卢森堡、雅斯贝尔斯、布洛赫等这些著名文学家、革命家、哲学家 的名字，让这本不算厚的书显得无比厚重。
知识分子的独立、理性、自由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不屈服与专制威权的勇气和决心，不附和流俗的情操，对真理、自由和美的追求，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极权统治，对法西斯的反思，是这本书的主题；人文关怀、对话和交流、责任和尊严是此书的标准用语；启蒙精神是它的核心。
所谓启蒙，就是enlighten，字面意思就是照亮，照亮什么？照亮黑暗，带来光明。可见，人类最大恐惧就是黑暗。有哲学家称，愚昧是万恶之首。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启蒙吗？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需要，那么启蒙什么？也就是说，哪里还有让人恐惧的黑暗？我们在哪里点亮蜡烛？
准确地说，这些知识分子，文学家、革命家、哲学家，甚至教宗若望23世等人，并不是身处黑暗中的人，他们是看见黑暗的人。而身处黑暗中的人，是万尼亚舅舅那个时代的俄国农民、奥斯维辛中的犹太人、大跃进时代饿死的中国人，等等。身处黑暗中的人根本无暇思考其他事情，因为他们除了黑暗，根本不知道光明的存在，或者知道它的存在，困扰着自己，忙于摆脱它，却因为周遭一团漆黑而不知道前行的方向。所以，需要身处光明中或者知道光明是什么样子的人来为他们点亮一盏灯、照亮一个方向。这些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有些人。他们出身良好，受过好的教育，例如罗莎卢森堡，她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读过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等诸多大知识分子的书，热爱戏剧、植物学等等。他们是离社会底层劳动阶级、被压迫者十万八千里的人。
看见黑暗的人和身处黑暗的人，谁对黑暗的痛苦感觉最深？
而我们天天听到人们对黑暗的诅咒。如果你天天诅咒黑暗，并不表示你憎恨它，只是表示你想让人知道你憎恨它。在黑暗里，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寻找开关，或者找火柴点蜡烛，而不是去诅咒它。诅咒黑暗的人，其实喜欢黑暗，因为黑暗的存在让他有存在感、自豪、自义，可以鄙视别人，甚至带来各种好处。所以有些“启蒙者”绝对不会先去点蜡烛。
在反送中事件之前，香港人每年六四都在维园点亮无数蜡烛，以照亮夕阳隐去后的黑夜。这些亮光，通过媒体、通过互联网，照亮了更多的人，也许我还是其中之一。
但是正如野渡兄所言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在场就很难感受到那不幸遇见黑暗时代那种彻骨的悲痛与绝望。”“不在场”的设定，决定了每个人的痛苦都与其他人绝缘，每个人的希望同样也是如此。
19世纪末俄罗斯的农民，就很难理解到年收入500卢布的万尼亚的痛苦，因为500卢布已经够他们买一座小房子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理解万尼亚想成为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渴望。漫长中世纪是不是一个“黑暗”时代？也许只有去对中世纪的所有人，比如农民、商人、封建主、教士、贵妇人、农妇等等做一个问卷民意调查才能得出结论。如果中世纪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黑暗，那么启蒙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启蒙运动是人作为个体的自然觉醒，或者说宗教信仰在科学面前的崩溃，或者说人类意识到普遍自由的重要。启蒙者的追求，源自于他们的痛苦和希望，而对于这些痛苦和希望我们也不在场。启蒙者只是启蒙自己的梦想，安慰自己 的苦痛，并把这种梦想通过艺术、音乐、哲学思辨的形式，来取得他人基于同情心和同理心的赞同和附和。
即便在信息传播技术如此发达的21世纪，一个勤劳持家相夫教子的主妇，也绝对无法理解“音”在失去自己最爱的女儿后，又无法写出好剧本之时的痛苦，并坚决地鄙视她用不同的性高潮来激发创作灵感的希望，这也是一种“不在场”。
正如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各自“不在场”。香港人经历了物质的繁荣、精神的优越 ，切身体会到自由的味道，但是他们对大陆人的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生活窘迫也“不在场”。大陆人为了一个所谓的百年屈辱，为了基本的生活幸福甚至生存可能，为了所谓的国家民族的尽快强盛，所谓的民族自豪，放弃了很多自由，他们对作为大英殖民地臣民的香港人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不在场”。习近平无法理解香港人，所他对香港居然会出版那些不堪入目的下流书籍感到的愤怒，也是一种“不在场”效应。而知识分子却认为，你做得我说不得？你做得如此卑劣下流，我怎么就不能写得更下流龌龊一点？双方的“不在场”让香港成为大陆的一个眼中钉，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六四的“维园烛光”更让中共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意识形态的借着强大的专职力量进行同化，才有“香港不是犯罪分子的避风港”这种托辞。
我们现在这些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人一样 ，也是互相不在场的。大陆政治曾经一度是理科生的天下，而几乎所有的异见者都是文科生，诗人、作家、历史文化学者，等等，也许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也许是个特例，但喜欢交谊舞的方励之更具有文科生而不是理科生的情怀。文科生注重情感和质量，而不注重理性和数量，当他们谈论黑暗的时候，天下一片漆黑，不独中国。所以他们诗里文章里，充满愤怒和绝望，因为痛苦就是他们的灵感。没有痛苦我们怎么写作？就好像“音’没有性快感就没有剧作灵感一样，没有对此生幸福与名誉的追求万尼亚活得就像僵尸。国家不幸诗家幸。文科生包括很多海外华人为中国没有自由民主而痛苦 ，所有很多人就投身于”民运“，因为你的痛苦在哪里，你的动力就在哪里。而大陆“理科生”们，他们忙于工作、创造、发明、钻研，他们感到没有各种自由的痛苦，但是他们感到的工作、生活、爱情、家庭的痛苦更盛。有些人肯定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没有自由，有些人认为即便有了自由，人类的痛苦同样存在，所以自由不是痛苦的唯一根源。因为自由富足的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也同样痛苦。人类的痛苦的根源是生命存在本身，而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成长环境 ，不同的经济条件。
于是，政治成了“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间的厮杀。
只是，一些人眼里的黑暗，也许其实不是黑暗，而是我们每个人视网膜上都有的盲点。
5、黑暗时代的爱情
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中国也许可以说，八九六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是我们还在写诗。人类文明经历了如此残酷的历史，奥斯维辛、卡廷惨案、波尔布特、斯大林清洗，毛泽东时代惨绝人寰的“饥荒”。但是人类还是继续可悲地延续存在，许多人迟或者早、安详或者痛苦地死去了，他们的后代又继续用另一种痛苦和无聊生活下去。正如米哈伊洛维奇医生所说，100年后、200年后，新一代人看到那些死去的人的无聊和痛苦，挣扎和盼望，会如何想？我们未来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代人都会如何想他们的远远近近的祖辈们？
上帝是通过天火还是希勒特、斯大林、或者毛泽东来毁灭一个城市、甚至很多城市乡村中的无数“不义”的男女，到底有什么区别？一个个个体消灭了，你我迟早都会死去，但人类还会通过恋爱、婚姻而延续存在。 而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婚姻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当然，有为别人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的那一份的仁人志士。邹幸彤也许就是其中一个。“投降容易老，认命没有种。”她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女性，我也为野渡兄这种不同凡响的“遇见”而感动。她是你在黑暗中遇见的亮光，而这些亮光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我们真的处于一片漆黑中的话。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我们如何恋爱？如何组织婚姻家庭？事实上，我们如何生活都成了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不是写不写诗的问题，而是活不活、如何活着的问题 。
索尼娅在剧本的最后再次对万尼亚舅舅进行“耐心教育”，而这个长篇大论 ，在很多现代无神论者眼里，就是blah blah blah。在现代人眼里，我们的所有付出，需要立即的回报兑现。你不爱我，我凭什么爱你？祖国不爱我，我爱祖国干什么？此生受苦，谈死后的福祉不能解决问题。此生不能接连理枝，来生共白头等于零。所以福屋与女司机的痛苦，就在片末立即得到“治愈”和补偿了。索尼娅和万尼亚的“治愈”和“安息”，却在无尽劳累而死后的天国。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时代和世界。所有的苦难也许过去了，也许还有正在发生。苦难并不能阻止我们做任何事情。Spira Spera，有生命就有希望，所有启蒙思潮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潮，而活着和延续下去是人类基因的唯一目的。
也许我们像《万尼亚舅舅》里边的人一样，对痛苦的感受过于敏锐而忘记去好好活着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人需要被爱，有一个不由自主的一生要去活，无论世界是黑暗还是光明，也许像《1984》里用一次次做爱来嘲弄荒谬的极权主义统治一样，我们应该也可以像古罗马著名诗人Catulus的诗里写的那样：
"Vivamus, mea Lesbia, atque amemus." （让我们去活，我的利斯比亚，让我们去爱吧。）
用热烈的爱和痛快地活着来嘲弄这个满是荒谬的世界。而把一切其他抛诸脑后，让时间去回答。
最后，让我真诚地祝福你和邹幸彤。
2025年1月28日
墨尔本
附：野渡的文章《遇见》
1.
在村上春树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之作《1Q84》中，青豆说“要是再早一点和你重逢该多好。那样就不必兜这么大一圈了。”天吾摇头道：“不对，我不这么想。这样就很好。现在正是时候，对你我来说都是。”
是的，两个人的遇见，不能太早，不能太晚，太早可能不懂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爱，太晚可能失去了爱的激情爱的勇气。张爱玲在《爱》里也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我与你遇见的时候，一切刚刚好。黑暗遮蔽人间之前，我的双眼曾深深凝视过你，黑暗遮蔽人间以后，我的目光再没有离开过你。
2.
人与人的相遇是村上春树为人与时代相遇而缠绕而生的孤独、无奈状态的“疗伤”方式，是对后现代消费社会这个“冷酷仙境”下人生境况的探讨，其文本在深刻、宏大方面与经典作家相比总感觉少了一层意涵。
2021年滨口龙介执导改编自村上春树小说的电影《驾驶我的车》，在当年影坛有很大影响力，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等多个国际奖项。电影一如既往是村上春树风格的对都市芸芸众生伤痛的治愈，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是电影的内核，但是当村上春树与契诃夫相遇于同一文本时，差距就明显暴露出来。
在影片结尾，索尼娅的经典台词：“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心酸岁月，那么，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舅舅，我的亲爱的舅舅啊，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会幸福了，我们就会怀着柔情用微笑来回顾今天的不幸，我们也就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我这样相信，我的舅舅啊，我虔诚地，热情地这样相信啊……我们终于会休息下来的！我们会听得见天使的声音，我们将会看到镶嵌着宝石的天堂，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人间的罪恶，所有我们遭受的痛苦，都会淹没在充满全世界的慈爱之中，我们的生活将会安宁、温柔，像轻吻一样的甜蜜。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相信……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啊。你哭了……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啊，休息啊！”被用手语表达出，很讨巧，典型的日式小清新治愈系。
作为欧洲戏剧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万尼亚舅舅》的内涵如果只是对生活、对希望含泪的肯定，哪里能配得上它的地位，也不会有几乎每一个著名剧团都复排过它的盛况了。面对冷酷专制的黑暗时代，《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对这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的抨击，是梦想破灭后的无处安放。一部戏剧，有舞台上最绝望的哀嚎，有梦想破碎的声音，有匍匐于深渊中对命运的咆哮，更有对生逢黑暗时代“每个人都活着，每个人都在压抑，每个人都在挣扎”无地可栖的众生的悲悯。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远离黑暗时代的自由社会中人来说，对经典就会按照自己的当下现实进行重新阐释和演绎。我看到过的版本中，对《万尼亚舅舅》的理解与村上春树接近但在格局上稍胜一筹的有英国著名导演Ian David Rickson，在2020年疫情期间特别在哈罗德·品特剧院录制的《万尼亚舅舅》，志在要于黑暗中给人们重建生活带来希望，索尼娅的经典台词在这里是救赎的渴望：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希望。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在场就很难感受到那不幸遇见黑暗时代那种彻骨的悲痛与绝望。图米纳斯2007年就任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后执导的《万尼亚舅舅》并获得当年俄罗斯戏剧最高奖项金面具奖这一版本是我最喜爱的。这个版本末尾的索尼娅台词不再是平和的安抚而是歇斯底里式的，用戏剧史上最绝望的嘶吼，倾诉俄罗斯人在已然凝滞的时间里的窒息、苦熬和愤怒------契诃夫之后至今一百多年了，俄罗斯人历尽苦难仍然未能摆脱专制制度，深陷黑暗泥潭，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叙事全是愚民术，所有人类纯真的、美好的情感悉数被这个无边无际的黑洞掩埋，仅仅只有一次的人生，如何经受得起这样荒诞时代的戕害？
这个时代，或许只有我们，朝鲜人，伊朗人，才能感同身受图米纳斯版《万尼亚舅舅》宣泄的情感。
3.
契诃夫看到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整个国家就是他笔下的《第六病室》，关着精神病患者和浑浑噩噩的医生，一方面是冷酷专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愚昧无知民众，“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许久、伪善、撒谎……”（契诃夫《醋栗》）
契诃夫的深刻在于，他试图以灵魂的温度在暗夜点燃起一盏光明的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对黑暗的批判，对光明的期盼在他这里没有任何隔阂。《万尼亚舅舅》主旨是偶像的破灭------那些曾经确信不疑的编织的谎言的坍塌，被欺骗的痛苦，还有恶梦醒来后对未来的期许。
契诃夫病逝于1904年，13年后天翻地覆，一个“更加垄断、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政权君临俄罗斯。隔了100年的光阴往回看，答案至今仍然飘散在风中，契诃夫遇见沙俄的黑暗时代时，是绝对想象不到这黑暗不止是没有尽头，还在未来更登峰造极。人类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只能依据于历史的经验构造历史图景思考历史的可能性。契诃夫想不到在他的时代尚可以为黑暗写下判词，之后他的同胞们连思考的权利也丧失殆尽。
这就是图米纳斯版《万尼亚舅舅》发出对黑暗时代最强烈诅咒的根源所在。
4.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走出一个接一个的黑暗时代的历史。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中认为，当公共领域被取消，人们无法在这个平台中展现自己、与他人交流时，光亮就被熄灭，黑暗时代来临，充斥着对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
汉娜·阿伦特因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不幸遇见黑暗时代，个人何为？生逢黑暗，如何寻找光亮？在黑暗时代寻找光明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黑暗时代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有人助纣为虐，有人去国离乡，有人沉默不语，有人付出一切代价奋争。汉娜·阿伦特认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民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所发出的萤萤微光，“正是那些在最黑暗的时刻仍不放弃希望的人们，用他们的坚韧和勇气，编织了历史中最耀眼的光环”。
年青时，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从未如此地深刻影响我。我随身常带着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有空就翻阅。那些穿越历史的洞见至今闪烁在我眼前：
黑暗时代并非缺乏光明，而是人们忘记了如何点燃内心的火把。
恐惧是黑暗时代的常客，但勇敢者却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未知的领域。
当信仰沦为权力的玩物，是那些坚守信念的人，用他们的血与泪，书写了黑暗时代最崇高的诗篇。
黑暗时代的人们懂得，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跳舞。
当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是那些微小的善举和爱意，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温暖的弧线。
黑暗时代的人们知道，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肌肉的强壮，而是来自心灵的坚韧和不屈。
在黑暗中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每一次的重新站立，都是对黑暗最有力的挑战。
黑暗时代终将过去，而那些在黑暗中坚守的人们，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5．
朋友对我说：你俩于茫茫人海中遇见，是何等的幸运；你俩偏偏遇见不可描述的的时代，是何等的不幸。
我说：不幸遇见这样不可描述的时代，偏偏能遇见她，是何等的幸运。
为邹幸彤40岁生日而作，删节版刊于香港《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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