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自由—谈王怡的“保守主义”

王怡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一文中，毫不隐讳地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有些人认为，这与其自称的自由主义者很不相称。大概因为其在对待读经兴废一事上，有所批评但又有所保留，未能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具备的彻底批判精神。 　　 　　以下是王怡文中所言： 　　 　　“本土的自由首先根植于传统，甚至可以根植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一个自由社会的建设，不能在彻底毁弃本土传统已有自由成分的激进主义下发生。” 　　 　　“但如果认为宪政民主的建立只能发生在对价值传统的弃绝之上，或法治只能发生在对礼法秩序的彻底毁弃之上，那就不是启蒙，只是更深的蒙昧。” 　　 　　“如英美普通法对“先例”的遵循，“两者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法谚，甚至“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都显示了一种孔夫子式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立场” 　　 　　“自由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前景，无论在极权时代还是后极权时代，自由永远是从昨天开始滋长的。” 　　 　　“健康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像爱自己的老婆一样去爱传统。” 　　 　　 　　“我的保守立场只是对本土文化经验的抱残守缺，是在守缺中传承和重新诠释安身立命的价值，并认为这种守缺之道与政治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这种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尽管有许多名词和概念加以缘饰，究其根本，还是与柏克如出一辙。而柏克实质上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倡导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却反对革命、维护历史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度、反对人人平等，更不喜欢抽象的个人权利。 　　 　　持有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正面材料，法国巴黎公社为反面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殊不知，若没有英国光荣革命之前的流血冲突，光荣革命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便不会有中世纪旧制度的崩溃和法兰西共和国。这种论调，仿佛是只看到水草茂密的沃野，而看不到浇灌沃野的热血。只看到鲜血淋漓的可怕，而看不到鲜血所染红的敢于牺牲的人性之美。 　　 　　柏克攻击法国大革命时引用这样的话“自由，多少暴行假汝之名。”固然有对革命鲜血淋漓之处表现出来的反人性的一面的憎恶，但是也不乏对原有制度中自由的成分遭到无情破坏而感到的惋惜。而王怡反复强调的传统，到底有多少不反人性的一面和自由的成分值得我们去保守，恐怕还只是书生们的臆想。 　　 　　王怡，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素来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但是在这件读经的事情上，两篇文章，都毫不保留地采取含混的支持态度。并反复强调自己“政治自由主义在朝，文化保守主义在野”的新主张。由我看来，读经兴废决不是采取何种态度来对待国学这么一桩学术公案那么简单。其背后折射的，是当今社会在改革到今天所面临的经济文化困局所导致额的必然。那么，王怡在这个时候采取保守主义态度，尽管打着文化多元、兼收并蓄、敝帚自珍爱惜传统文化的旗号，其实质还是其一贯表现出来的反对暴力革命、支持渐进式改良的保守主义立场。 　　 　　显然，王怡用“在朝”和“在野”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割裂手段，试图配合“稳定压倒一切”的官方语调，抒发自己“零星社会工程”的见解，以民间的自行觉醒自下而上逐渐颠覆现有秩序来对抗，以期实现“政治自由主义在朝”的梦想，而完全无视政府引导下的民间无可逆转的文化保守主义只会助纣为虐的历史教训。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委屈求全与自相矛盾，不言而喻。 　　 　　王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痛斥中华民国政府国父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其主要的核心论据为孙中山鼓吹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破坏了满清政府的既定立宪进程，导致天下大乱。此文亦可看出王怡一以贯之的保守立场，已经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了。殊不知满清政府的崩溃，是在当时国内匪徒四起、外有炮舰逼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外交失当、政治腐败、革新学说摧毁了几千年传统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自行发生的。 　　 　　可见王怡的保守主义，真可谓是“彼时亦政治保守，此时亦文化保守”的乡愿式保守主义。 　　 　　难怪王怡文章一出，便有网友责问，王怡到底保守现状，还是保守传统。 　　 　　提到传统，王怡可谓文思诡谲，一下子说“本土文化经验”，一下子说“儒学”。 　　 　　本土文化经验，是一个虚而又虚的名字，就象“英美普通法对’先例’的遵循，’两者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法谚’”这样的例证，在中国是虚而又虚一样，正因为心虚，所以需要“自由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前景，无论在极权时代还是后极权时代，自由永远是从昨天开始滋长的。”煽情的文字来撑腰，而无视当下社会绝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个事实。 　　 　　儒学并不等于传统，除非你要说它是士大夫阶层的传统，也只是勉强说的过去。在中国民间活跃并产称影响的，儒道释并举，其中儒学便只是读书人的专利。 　　 　　而且，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的思想史，在经过一个灿烂繁荣的先秦时期后，被李斯之徒蛊惑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始定一尊。从此进入政教合一的学术权术不分的历史时期。 　　 　　或被尊位大贤至圣先师、或被尊位素王的孔夫子，其发明的学说被一代一代的后来者不断修改，增减，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且不说孔子门人的互相攻讦，到孟学荀学的彼此相非。从汉时的今古文之争到清朝汉学宋学的恩恩怨怨，经儒哲学从来就是是非之地。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所谓学术就是只是一个用来“争官职利禄，立博士弟子”的工具而已，其间“曲学阿世”之徒不可胜数，到满清期间，由于统治者一方面借“以汉制汉”的手段推崇讲究三纲五常的朱子理学而贬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晚明心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把经儒学者逼到一个考据学的狭窄空间里，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空间里，经儒学者也还是要利用这个东西来“通经致用”--实际上就是或者巴结权臣，混口饭吃，或者阿附朝廷，显说扬名，学术“兴废由于人主喜恶，盛衰继于权能辩讷”之事，罄竹难书。所以要说传统，倒不如说我们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治阶级“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权势术传统、和士大夫阶层“稽古承天、述旧奉君”的奴才传统，而不存在什么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怎么更会有一个“前述两千年儒学的主流，从董仲舒到程朱陆王，其实都是致力于“君师分离”的。”的传统？ 　　 　　自英法炮舰打开满清国门以来，西学东渐，至于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中国至少有三种文化传统并存，一为本土文化传统、二为英美自由主义、三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现状，便是这三种思潮互相碰撞、猜忌、融合、磨擦的结果。王怡所说的本土文化经验，逻辑上来讲，无疑就是这种结果的历史衍生之物。 　　 　　既然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又受到上面两方面文化的侵蚀、同化，那么现在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孟之道还是老庄哲学？是唐诗宋词还是戏曲小说？恐怕都不是，我只能说传统文化是什么恐怕谁也没法说清，于是传统文化便成了一个含混其词的概念。说要保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什么又无法说清。于是只好从里边挑拣一些东西来保守，这个无可非议，个人喜好而已。 　　 　　据我所知，庄老哲学的清静无为，是比较对自由主义者的胃口的，而孔孟之道作为历来的官学， 　　自然也有人来将之发扬光大，而大多数人比较无知，当然追捧些空洞无稽的释道之学或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黄老之术。 　　 　　显然，在当今社会环境，象古代那样因为人主喜恶而推行某种学说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但拿学问来迎合权贵的投机分子是从不缺乏的。特别是在经过各种文化试验最终发现有点难以为继的时候，炮制些调调例如“读经运动”来欺世盗名的行为总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个不足为怪，成不了大气候，所以且不谈它。 　　 　　既然本土传统文化经过这百多年的沧桑后，是什么无从稽考，那么要抬高到去保守传统文化，就只能是保守“本土文化经验”了。这个名词也同样古怪，也是无法下定义的。莱布尼茨说，定义一个人的要包括他所有的属性，即要把他从前的所有生活经历、思想状态变化包含进去，否则定义就是不完整的。这个“本土文化经验”大概就有这个意思在里边。言下之意还在于，既然我们的确无从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而文化保守主义又需要又一个保守的对象，那么一个笼统的、包罗万象的“本化文化经验”便应运而生。他大概就是指过去的一切，也把这百多年来各种思潮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部装进去。 　　 　　这个被王怡箩筐装起来的东西，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现状。尽管我不想把自由主义者王怡说成一个糟人痛恨的保守现状主义者，但是逻辑却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真相。 　　 　　保守现状是好的，因为王怡既然可以说“本土的自由首先根植于传统，甚至可以根植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仔细想来，那么他也同样可以说是自由可以根植于这样一个混合的甚至有点变态的“本土文化经验”了。这样的想法，首先使我感到惊异，因为我从中无非看出，王怡对现状，总体上是满意的，自由是在不断增加的，我们在这里发表言论，就代表了一种比上个世纪六、七年代更自由的状态，我们要珍惜这种自由，并由它生长下去。且不说这种自由的进步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因为他的来历即是恩赐，又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取。)拿21世纪的自由程度来比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一种“抱残守缺”的耻辱。而真的要谈现状，在我看来，谁对现状感到满意，不是缺乏良知，就是心术不正。(自由主义者的使命，首先就是批判。) 　　 　　从王怡的行文来看，保守现状，也可能是一种技术性的便宜，其真正的目的，包含着一种“野心”，就是让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落地生根。这固然是一种书生式的自信，也可以说是一种爱国主义者的自尊。当然，这种自尊比爱国愤青们动辄“我们祖宗早就有了”高明的多了。例如我们可以追寻到老子的“无为”，来比拟现代的“小政府，大社会”，和经济自由的观念；庄子以外物为”骈拇“的“齐生死”、等是非来比拟平等；以墨子的兼爱非攻来比拟“和平”、“博爱”；以孟子的“民贵君轻”来比拟民权思想，以董仲舒的“屈君伸天”来比拟君主立宪；以王充的“个人内心诠订”来比拟笛卡尔的个人主义。 　　 　　这种比拟，固然会让人有贯通中西的冲动(谭嗣同不是以湖南口音把庄子的“在宥天下”中的“在宥”念成“自由”吗？)，但是深究起来，却会发现完全是两码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框架，绝对不可能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元素上构建起来。 　　 　　王怡当然是深知这一点的， 所以他不能提“政治保守主义”，而是提“文化保守主义”。而且指出他和新儒家的区别就在于“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前者试图从我上述元素中探究中国本土文化上的自发自由秩序，书生救国心态，情有可原,后者“西体中用”是我很久以前也有过的一个设想，王怡也有同样思路，并具体说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文化保守主义在野”，就比“西体中用”更进了一层。 　　 　　我先说过，这种在朝在野的形而上学的搞法，实在是一种机械的文化割裂，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不论“政治自由主义在朝”到底有多大可能性，就算现在庙堂之上的确是朝着“政治自由主义”渐进的，我们也不能设想，鼓吹文化保守主义对这种渐进有多大帮助。 　　 　　一提“保守”，我们就会想到“反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概念，始未有名时，就与生俱来一种变化趋势，泰西哲学家称“战争为万物之父”，就是说这种变化。自欧亚大陆贯通，中西文化交融，这种变化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至于辛亥革命以来，又经新中国多年煎烙，中国原来建立在“三纲五常”“宗法制度”之上的乡村自治“超稳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了。自由与平等观念慢慢渗入人心，但封建愚昧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这种变化当然尽管缓慢反复，但还是值得称道的。 　　 　　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说，唯恐这种变化不快。孙中山先生，13岁出国读书，对欧美优势文明耳濡目染，又看到康有为等求新变法因为与“在朝”的士大夫阶层利益和民间宗法制度相悖而失败，用心良苦地提出由“军政”、“训政”到“宪政”的一个渐进过程，这实在是一个以西方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好办法，深得当时学者赞赏。即是说，当时通晓国家民族大义的人，无不一方面感叹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需要彻底革新变法，一方面责备民间的无知与惰性，难以承载起新的政治架构。所以民国废止读经，立西式学堂，无不是这种“正动”的反应。(孙中山先生的先见之明，不是正好被现在中国的情况所证实了吗？) 　　 　　所谓“保守”，无非对一种变化的“反动”而已。文化需要变化革新，便有“文化保守”来反动。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也必然驳斥这种“反动”。 　　 　　王怡的“文化保守”，无非还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不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因为里边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好东西是不需要人去保守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何况，我们小学到大学，课本里边从来就不少孔孟荀说的那些有益于人格培养的教条，也绝不少唐诗宋词元曲那些提高人美学修养的东西。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基本是我们国家未名而实教育政策。又何须你去鼓吹保守呢？ 　　 　　如果我没有误解王怡的意思，“文化保守主义在野”应该与“政治自由主义在朝”是相并提出的联系非常紧密的话。而我说他是文化割裂主义。明显，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是对立的两个东西。王怡当然明白，所以他要提“在野”和“在朝”，以便区分。 　　 　　然而从自由主义者对自下而上构建整个自由主义政治制度这个观念的理解来看，政治自由主义首先应该是“在野”。也就是，若没有乡镇自治“在野”，就没有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在朝”；没有人权、法制这些“在野”的政治观念，草民就还是会在青天大老爷面前下跪；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在野”的政治信条，公安人员就还是会破门而入。 　　 　　没有这些自西而来的东西“在野”，并将它自下而上发扬光大，而代之以传统文化，或保守以礼法制度，恐怕国家想“渐进”都难，还奢谈什么“政治自由主义在朝”呢？ 　　 　　 　　一般而言，变化是自发的，是“天”，是波普尔笔下的“自然规律”，保守是人为的，是“人”，是“社会规范”。前者是“民之所欲，因而与之，民之所恶，因而去之”的“欲”和“恶”，后者是因为这种“欲恶”引起的连锁反应。整个社会要求变化，上层反应出来就是“正动”和“反动”，基于稳定考虑，自然是希望这种变化不要太快，因而产生出“保守主义”来反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所以，这应该是“政治自由主义在野”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朝”联姻，才比较合乎事物发展的情理。 　　 　　当然，试图以“与人谋而不忠乎”的传统切合现代“诚信”概念，来试图建立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这种类似想法是好的，但这不能叫文化保守主义，也没有必要凭空提出这个概念来，而且这也与“政治自由主义在朝”无干。 　　 　　何况，“政治自由主义”不会凭空“在朝”，“文化保守主义”也绝不会安分“在野”。以自由主义“政治就在身边”的观念来看，若要推行政治自由主义，必先在民间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思想。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力量，去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自下而上，完善整个宪政民主体制，这才是国家渐进发展的正途。而这也才是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原教旨”文化保守主义“复古”野心的最好反击。 　　 　　最后，保守主义，在我看来，是一个缺乏雄性激素的名词。自由主义的发展，从来就是与求新、冒险的商业精神密不可分。所以他敢于创新，不怕革命，更不怕流血牺牲。而作为继承英美自由主义哲学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是暴力革命流血牺牲为畏途。这固然有自古而来的书生论政清谈报国的恶习在里边，也分明与农业经济导致国民生性懦弱、胆怯怕事的天性有关。 　　 　　而且，既然要称自由主义，又把自由主义鼻祖洛克的“反对不公正的暴力”的暴力观舍诸脑后，这种学说，恐怕只会徒具纸上美感，而难以深入人心。 　　 　　王怡要把这种懦弱和胆怯贯之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美名，并缘饰以自由于“本土文化经验”长出的弘论，甚为高明。殊不知，变化的快慢与程度，本身就是深深根植于“本土文化经验”--也就是现状当中的，暴力是否发生，渐进是否成功，也完全是由本土文化经验决定的，渐进是继承，激进也是继承。原教旨是继承，反对传统文化也是继承。不存在什么“废止读经”就是否定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说法，也不存在激进主义就是要放弃“个人自由含辛茹苦的积累”的理论，至于“激进革命模式下的你死我活”，则更是杞人忧天，“但如果认为宪政民主的建立只能发生在对价值传统的弃绝之上，或法治只能发生在对礼法秩序的彻底毁弃之上，那就不是启蒙，只是更深的蒙昧。”则几近歪理邪说了。 　　 　　所以，与其炮制名词，不如身体实践；与其舍近求远从故纸堆中去刨挖自由主义资源，不如去以自由主义思想开启民智以图强国富民；与其空想“政治自由主义在朝”，不如致力于构建“宪政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新元素的建设(当然，王怡在后一方面的作为，令我景仰。)，以图“自由主义”最终“由野及朝”。 　　 　　 　　后记：王怡是我极敬重的人之一，此文写于他入狱之前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