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逃避自由》？

弗洛姆认为人之所以逃避视为至宝的自由，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安全感。 在这一点上，人和狗没有区别：狗牺牲了狼的自由，受人奴役，换来的是避免整日觅食、风吹雨淋、弱肉强食的丛林。这种安全感最后成为了狗的本能追求。 而人，面对复杂社会和自然，同样为了物质的或者精神上的安全感放弃自由—-也就是放弃自我本性、委曲求全、迎合他人。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把这种放弃美其名曰“合作”，或者说“社会契约” —- 用政治学语言来说就是，人把一部分自由让渡给政府，让它来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以便让整个社会、也就是一群人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当然，这种自主地放弃，一旦被理性地认识到，也成了自由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理性选择。 但是，有一种选择是我们无法归诸理性和自由的。那就是很多心理学名著，如此文作为读后感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译作《害怕自由》，以及勒庞的《乌合之众》中讨论的对自由的逃避。 在这些书里，人作为理智和情感的动物，除满足衣食住行基本的需要之外，对不久将来、甚至死后的不确定感，让他们追求更的物资让他们免于担心明年的“欠收”；更多的荣誉，让他们免于担心社会地位的丧失；更多的德行让他们免于死后的“炼狱”，等等。 这显然是一种贪婪。人的这种贪婪，以及人作为个体的无力，让人认识到牺牲自由进行合作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给人们带来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和荣誉，尤其让人意识到合作的价值。 这种紧密的甚至流水线一般的合作，让人成为一颗颗螺丝钉：独立起来，你什么也不是，一旦形成一个机器整体，你就可以实现伟大的抱负。甚至像希特勒那样，梦想我们在莎士比亚伟大的文艺作品《威尼斯商人》就见到萌芽的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一个国家用强力拧成一股绳，不但可以面貌一新，超越那些惯常鄙视自己的“西方”国家，甚至可以去完成连上帝都不敢“设想”的计划，去灭绝一个被他们视为不道德、不断悖逆神旨的堕落种族。 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几千年的穷困，让我们每日都不忘要发财；起源于西方入侵的百年屈辱，让我们每天都在呼唤强大。为了这个伟大的民族目标，或者说为了集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人自由成了牺牲品。历史书说，必然选择了共产党，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当你去问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共产党垮台会怎样？十有八九你会听到中国会大乱的说法。 现在很多也许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就是避免这种想象中的大乱，我们牺牲各种天赋的自由，而换取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安全感。 体现在个人生活上，我们往往不会把这些伟大目标放在首位。居我们生活首位的，是足够高的年收入，一方面，让我们确保不至于被一场大病夺取所有甚至生命；另一方面，让我们确保在这个成败论英雄的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 为了这些安全感，我们迎合那些令人厌恶的人，比如满嘴烟臭和下流语言却身居要职的官员；做让人恶心的事，比如陪那些官员们喝酒打牌嫖娼；说一些不合自己所受教育和性情的话，例如让人觉得你品味低下的黄段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大多数人其实内心都想做个自由自在、任意纵横江湖、清高飘逸的侠客，为了这些红尘的好处，也因为个人离开了社会就微不足道，就不得已在鄙俗的市井中打拼、在奸诈的商场中算计、在险恶而劳累的官场中周旋。 我们牺牲，不得嬉笑怒骂，不能路见不平一声吼，不得不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和光同尘，为的就是这短短尘世一生的安全感。 大学毕业，在亲人的帮助下，我分配到广州一个大型国企做预备干部，然而，朝九晚五、毫无挑战的工作，不久就让我厌倦了。我仿佛看到自己的一生即将消耗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于是，三个月过去，读完《悲惨世界》全书后，顶着所有人的反对，我辞去了这份别人还算看得上眼的工作，开始在南方打流。期间，干过各种活儿，从车间工人到办公司，又到小公司破产，卖汽车、卖电脑、甚至卖鼠药，考过GRE，考过托福试图出国，也试图成为报社记者，最后为了生计不得已做了IT。 我从未后悔。当然，依靠亲友肯定会让我过得更好，但是正是这种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沧桑感和冒险感，让我觉得自己非常自由。这不是因为我高尚，而是因为我觉得，人这一生很短，我要看看凭借自己的力量，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在我看来，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以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地位，但是不能没有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心胸。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纳粹党人屈服于希特勒，因为后者给他们勾画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让他们的人生有了价值和使命感。在他眼里，新教徒也是如此，他们屈服于上帝，同样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以来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 人对他人总有天然的敌意。因为他不知道他人对自己的生存、地位、名声，即物质和精神上的安全到底是否存在威胁，这是人的动物本能。弗洛姆说新教徒对死后世界的恐惧，或者说不确定因素，让加尔文和路德发展了命定论。也就是说，人无论如何恐惧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出路是把自己完全臣服于一个万能公义的上帝，这样今生的生命就有了价值安全感，死后也避免了炼狱的痛苦。 显然，在佛洛姆眼里这是另外一种贪婪，与物质享受的贪婪只是性质的不同。好比我因为骄傲而不愿凭借他人的帮助一样，无非是因为牺牲物质上的优越感，实现自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已。都不过是一种无法确定自己生命价值的“不安全感”。 这种屈服，无论是屈服于物质，还是屈服于精神，都意味着不自由，都不是庄子笔下最自由的“无凭无藉”的境地。 你不去自由地得罪他人，是因为你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你不想不顾道德法律去谋私利，是因为你害怕承担后果。尼采说，善良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懦弱。中国人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所以，你与人为善也好，遵纪守法也好，不是因为你想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中国人没有信仰，所以很多人说做个好人就是他的“信仰”。殊不知无非就是因为做个“好人”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慰藉，例如“好人一生平安”、“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等等，这些有悖人之常情的废话。真正的好人从未一生平安；吃亏的也很难得到补偿，最后都是哑巴亏。这种慰藉，不过是你放弃你自由、放弃称心如意地做个享尽荣华富贵的坏蛋，而换来“安全感”而已。 在心里充满爱之前，人看任何人都不会顺眼，只是因为懒得给自己带来麻烦，才不冲上去把他臭骂一通，或者暴打一顿。 其实基督徒并不是像弗洛姆笔下说的那样，要把自己完全顺服于上帝而换来永生的盼望。这是对基督徒精神的完全曲解。 因为，在真正的基督徒眼里，神就是爱。当你心里充满爱的时候，你看任何人都顺眼，因为你知道，他们也和你一样，都是神的子民。有缺点，也有优点。按萨特的说法，他人就是地狱。你不任性地去把他臭骂一顿，不是因为你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而是因为出于爱。 所以说，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为荣鄙视犹太人。夏洛克其实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精明能干积累了一笔钱，放贷收息在当今世界也绝对无可厚非。然而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因为信仰道德观而鄙视他，唾弃他，为了女人或者说欲望，又不得不向自己憎恨的夏洛克低头借钱。他们的内在冲突，就是人信仰和欲望冲突的真实写照。 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应该去爱夏洛克。这个可怜的犹太人，努力赚钱严守律法去取悦上帝，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连女儿都看不起他。 心中没有爱的人不但会憎恶他人，而且甚至常常迷失，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所以，世界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毫无归属感、安全感的地方。 而当你真正去践行耶稣的教诲去爱他人，不是为自己精神上的满足、或者来世的回报，而是因为凭着神就是爱本身这个信念，去爱任何人，夏洛克、习近平，甚至江泽民、毛泽东。 这个时候你就是真正自由的，为了某种慰藉和报偿不得已去爱只是一种交易。 赞美耶稣。因为祂就是爱，祂就是自由。 2018年11月18日初稿 2020年7月12日改 于佛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