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平老师及各位师友再商榷：为什么说八九学运不是民主运动

谢谢胡平老师回复澄清。

虽然限于篇幅邮件老师没有说清“这里说的自由”，有哪些“严格的定义”，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胡老师指的是现代意义下的自由权利，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 尤其是李海先生提出的请愿书七条中的”新闻自由“、游行法限制两种，就是此类。（其中其他五条都是其他的利益诉求。）

所以胡老师认为，学生以这些自由权利为抗议目标的活动，和斯巴达克斯简单地谋求“生命权利”的起义不一样。

正如张裕先生指出：“"自由"和"民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部分和前提，但并非归类后者的必要条件，主要差别就在前者不必是政治即涉及政体国体或政权变化的，而后者必有政治变革诉求。”

这基本上解释了胡平老师的答复所含的深意，即自由和民主的诉求不同，前者不见得要涉及政治或者政权变化，而民主必须有。只是张裕先生更进一步，把自由权利的诉求，更往上推一步，即还要求有保证这些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的诉求了。

所以，我可以看出，张裕先生其实也是赞同我的意见的，因为学生并没有这样的“制度”诉求，而只是一种“权利”诉求，所以，只能是一种抗议活动，而不是民主运动。

这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因为正如我回答李海先生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过程，一种传统，而自由权利可以通过民主运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来争取。”

我举出斯巴达克斯的例子，无非是想用归谬法进行论证。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举斯巴达克斯的例子，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两个国家，那时已经是民主国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们对相当一部分人口而言，却是奴隶制国家，这些人就是黑奴。

当然，从蓄奴者的角度出发，他们都不算人，遑论demos？所以不但没有选举权，连简单的生命权都掌握在奴隶主手里，更谈不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些政治权利了。

当时美国为黑奴争取自由权利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但不管什么人，他们都是黑奴的利益代表者，或者说“代议者”，如英国的独立议员威廉威伯福斯和美国的共和党领袖Thaddeus Stevens等等。

显然，黑人也有追求这种自由权利的自发斗争，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伟大的小说反映的那样。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抗争说是民主政治活动。因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活动在国会里，或者以国会为中心，通过提案、附议、辩论、争取选票、最后通过投票来完成。（经典案例是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和英国的废奴法案。）

而89学运是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呢？显然如张裕先生赞同的那样，就是一场以某些自由权利、或者以改良现有政治政策为目的的请愿活动、最后发展成为抗议、甚至绝食抗争的活动。这些活动与斯巴达克斯起义、美国黑奴抗争，本质上并无区别。要说区别，也就是胡平老师推崇的，我也非常赞同的非暴力活动与暴力革命之间区别。

这个区别也很关键。例如，胡平老师在《纪念是为了再出发》一文中指出“万分遗憾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并引用一些学者的观点如：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的总结，学生没有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以及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认为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其实这两条总结，也折射出其本质，就是那场学运，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活动。党和学生代表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可能有妥协余地的政治谈判，只是学生通过请愿和绝食抗议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手段，争取到了一个“对话”的机会而已，共产党从来就不承认这个对话是党和学生代表之间的政治谈判。基恩·夏普所谓的可持续的政治空间，也只是一条开了的“对话”门缝而已，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学生不能够像正常的政治活动那样妥协，而继续绝食抗议，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学者波波维奇认为的那样，学生太理想主义，没有利用阶段性胜利，“见好就收”。因为当局根本没有退让，当时的对话和后来520国务院讲话显示，共产党代表李鹏、李铁映、陈希同等谈话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结束绝食，退出广场，根本不谈任何政治要求。哪有阶段性的胜利可言？哪有“好”可收？

这一切都表明，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民主政治活动，只是学生们靠本能在往那个方向努力而已。学生虽然有自由权利的诉求，但并不知道如何通过民主政治活动来实现这些诉求，而是希望通过请愿、抗议，甚至自残来逼共产党作为统治者来改变现有政策、法律、法规，以改良现有政治体制，达到清除腐败、打击官倒这些具体的目标。尽管吾尔开希试图利用广场上学生的力量进行利益威胁，提出要求要“平等对话”，且说：“我们提出（问题）来了，（党中央）必须马上开会研究。“表示出了一种非常质朴的“代议”政治诉求，但是这种诉求的表达是毫无政治基础、更无政治智慧的，因为现有的体制已经有了这样渠道，只是像李铁映说得那样，这些渠道不够多，不够有效，“今后更多的建立一些对话渠道。听取教育界、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我们有这个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种杨的机制”。也就是说，共产党认为学生并没有通过正常的民主活动、即利用这些已有的渠道和机制来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是通过请愿和绝食抗议这些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来达到目标。所以共产党不但不会政治让步，甚至连考虑一下都不会。（事后的暴力清场就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好比是在美国和英国，不谋求通过上下议院、参众两院，而是通过黑奴自发抗争这样的活动来达到第13修正案和废奴法案一样，显然是有天壤之别的。也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有人要从感情上反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和上下议院、参众两院相比吗？是的，的确不能，相差太大了，但是，我这里不是谈理想政治，而是实际政治。我觉得胡平老师也是反对理想主义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是理想的制度，而是要从务实的角度和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只纠结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有实际民主政治的价值。

如果大家认为一点价值没有，那就只能革命了，我想这是胡老师反对的，不能革命，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差等额选举、比如宪法规定的自由等，并且以正常的政治民主活动的来利用它、改进它、最后改变它。

这个过程是会很慢的，我们知道，学生当然也知道。但学生们年轻，有血性有激情，等不及，所以上街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已经有了这么多人生经验、现代政治文明知识，还不能认同这个“慢”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必然，认同这个“慢”是考验我们的价值观、追问生命意义和目的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只能有法国大革命、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不可能像林肯那样，呕心沥血，用说服、打动、甚至不惜用收买、利诱等方法，去推进宪法第13修正案，也不可能有威伯福斯用40年的时间，几乎是他的一生，去推动废奴法案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也许对现代政治文明有所了解的读书人，提出与胡平老师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论证，无非希望中国大地上将来再也不要出现这种暴民运动。（张裕先生显然对我这种暴民提法有意见，但是mob被翻译成暴民，是既定的，虽然我不赞同，但是并无更好的词来翻译。）无论它会不会吸取这次89运动的教训，他们都会是一种暴民运动，而不是利用现有的政治条件、现有的文明基础，来进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活动。

在中古，运动都是残酷的，革命都是恐怖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英文来看，movement，revolution，其实并不是那样残酷恐怖，只是要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推进它，美国Civil rights movement，即人权运动，东欧剧变，西方世界称之为1989年革命（Revolutions of 1989）都是和平的，文明的，结果也是让人高兴的。

我们需要从这些人类文明结果中去吸取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是可以学习的历史案例。让89学潮给我们带来正确的反思，而不是从单纯的人性善良、正义感出发，去咒骂妖魔化作为强者、统治者的共产党，赞美神化弱者、被统治者的学生和工人，并希望这种事情再来一次，只是得到一些改进，“再集结、再出发、重头再来”，那么89学潮后的六四暴力清场中，这么多鲜血就真的白流了。

欧阳京

2024年6月2日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