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立中文笔会笔友谈海外民运之四

杨兄好！

多谢杨兄指教，正如我前面一封邮件所述，行文总有错误和词不达意之处 ，杨兄如此认真严肃对待我的发言，指出逻辑上的忽略之处，加上求同存异的立场和虚怀若谷的态度，让人钦佩。

很多东西，也许讨论来讨论去会有重复，这里我只就兄台提出的几点做个回复，因为很多东西我已经在最初的邮件里说了。

首先，我并不是因为反感民运，所以主张把那些“好的东西”剥离它。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科学的精神，希望能把民运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厘清而已。因为，很显然，如今海外民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尤其是常常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人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在国外生活太久关系，我个人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井然有序，就是各种专业机构组织，分工详尽，各施其职 ，而不是一个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像“公民力量”这个海外组织，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当然是值得赞许和支持的，但是将之称为民运组织也好，不称为民运组织也好，对它的性质有什么影响呢？您可以将其称为民运组织，我可以认为它不是民运组织，它自己出于某种动机也可以自称为民运组织，但这与什么是民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先前的邮件，已经把什么是民主政治活动说清了，兄也承认基本上“公民力量”从事的基本上不是民主政治活动。它即便自称民运组织，但它却不从事任何民主政治活动实践，那本质上就不是民运组织。

海外民主党，也与此性质相同。我不是赞同彼时的孙中山，而反对此时的海外民主党，而是说，不以既有政治体制内外活动为目标的任何组织，而是以推翻共产党、建立多党民主制目标为组织宗旨的，无论您承认不承认，本质上都是革命党。当然，有些人就是为，在目前这个一党专制的情况下，除了推翻共产党这个革命目标外，没有其他民主政治活动的可能，但那是另一回事。且我先前说过，用非民主政治的方法去追求民主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第二点，我们就再讨论您提出的革命的问题。显然，兄台与我有相同点，就是反对暴力革命。我们的分歧在于您提出的两个问题：1，对于历史结果的现状，我们除了承认，还需要去改变吗？就这一点，我只能说，兄台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说承认现状等于不要改变。我在第一封邮件里就说了，我们只能通过个人主义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以暴民（mob，其实不能翻译成暴民，也许翻译成群体好一点，兄台应该对《乌合之众》这本书很熟悉，在群体里，人的行为会与个人截然不同。）方式来改变社会，历史表明，后者的结果只会更糟。当然，什么是暴民什么不是暴民，也许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民运组织是不是暴民？这要看它做什么，如果它从事合法的民主政治活动，就不是，如果它从事的是推翻现有体制的革命运动，我认为那就是。2， 怎么理解除了革命毫无办法？对这个问题，我的原话是，“我认为中国的现状是历史的结果，如果不承认历史的结果除了革命毫无办法。”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吧？不承认等于否认，否认等于希望它不存在，或者存在方式完全相反。那么除了革命revolution还能怎样呢？我主张的承认现状，就是承认这种现状发生的合理性，对历史的尊重，摆脱一切不着实际的幻想，然后利用现状容许的方法，慢慢来改进或者改变它，这是我举出威廉·威伯福斯的例子的原因。

顺便提一下，既然兄台提到光荣革命，把他作为“非暴力革命”的例子，我估计兄台的意思是说民运也许可以最终用非暴力革命来改变中国，达到民主化的目的。我只能说，光荣革命是个特例。1688光荣革命是英国议会与君主之间的政治斗争的结果，首先，它有一个议会在那里，是个合法的政治机构，其次，它还有个早就有的大宪章（13世纪的东西）在那里，都是既有的政治基础，最后，若不是威廉三世带那么多人和军舰，登陆英伦，武装力量威胁，光荣革命未必就是一个不流血的（非暴力）革命。说实在的，我相信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躺平貌似已经成了个时髦词）可能会适用于中国，但是绝对不敢期待任何组织可以用非暴力革命来改变中国。而且，一旦组织化，形成mob，你本来想要的非暴力革命，也许很可能变成暴力革命。如果詹姆斯二世手里有共产党这样庞大的军警机构，他是不会逃的，“不流血的革命”绝不会发生。

第三，针对您说的那个具体的事情，即64之前李鹏和学生代表谈话的事情，您说“80%以上时间是李鹏在训话”，可见兄台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建议先看看。下面我就您对我的看法做一下解释：

兄引用我这一段话“如果你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颐指气使、不着边际，这就让人看到一种要把现有体制撇开，或者让现有体制屈服于学生运动目标（他们的目标其实很不明确，因为都是凭着血性，没有理论指导的缘故）的企图。这就不是民主国家里正常的合法合理的政治活动----请愿（petition），或者抗议（protest）了，而是一种颠覆性、或者说的严重点，革命性的运动。这对于任何既有体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责备我是采取“新闻联播”口吻和态度，我觉得这个看法还有待商榷。

如果兄把我上述关于革命和“用个人主义而不是用暴民方式来改变世界”的讨论加以考量，那么兄台应该知道，我是不赞同那次学生运动的。那次学潮其实就是暴民运动（中性词）。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血气方刚的孩子们，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担忧，集体自发聚集天安门，请愿甚至绝食抗议，只是在执政者看来，这些请愿和抗议超出了界线（兄台应该不会否认当时有不少打砸抢阻碍交通干扰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但是出于各种顾忌（共产党理亏，且自己也搞过学潮，历史书里都是爱国学生运动。），不知道如何应付，所以最终选择了先进行对话。

这个对话很有意思，（感谢互联网，我们终于可以明明白白地见证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事后去看被描黑或涂红的东西。）李鹏首做开场白，说，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官倒，这里暗指他其实知道学生对现状不满的根源。然后说，你们和他们差不多，都是我们的亲骨肉一样。这里，暗示共产党其实对学生的态度还是很复杂的（李鹏后来回忆录里多少想为自己开脱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吾尔开希非常无礼地打断了这个开场白，指手画脚地批评李鹏，态度非常傲慢，说“我想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还认为这个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所现在提出的条件，而且广场上现在的趋势我想您是知道的。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了，跟你谈了。”这里边的威胁口吻非常明显。

兄台想一想，共产党那时还真不知道拿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让李鹏来和学生谈一谈，看看学生到底想要什么。兄台说王丹说其实学生只想要两点，426社论和定性问题，而吾尔开希这个发言及其态度，给李鹏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看起来像仅仅是关于426社论和定性问题吗？李鹏会想：还没讨论实质问题前，你就如此嚣张傲慢无礼，颐指气使，若是真正按你的意思，党中央那些领导们和你们学生领袖“平等对话”，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对话？平等可以理解为人格平等，身份平等，也可以理解为政治地位平等，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国家领导和你们学生领袖政治地位平等？共产党和学生党两党共商国是？然后你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毫无社会工作经验的学生来翘着二郎腿，指手画脚来指责我们这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对？李鹏和共产党能接受这一几乎是颠覆性、或者说革命性的要求吗？

不管学生实际的要求是什么，这就像谈恋爱啊，你相亲第一天就这样漫天要价，对方能接受吗？记得王怡曾经把64事件比喻成父母吵架，他那时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不懂他们吵什么，但结果却让他深受伤害。而我宁愿将64事件比成一次学生向共产党的求爱，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革命斗争，哪会把除了热情一无所有的稚嫩学生看在眼里？求爱者笨拙的求爱方式和无礼的态度，让本来就高高在上的女方娘家人以为他有不轨企图和非分要求，结果大打出手，造成上世纪的一大悲剧。

所以李铁映发言，他首先也肯定学生的热情，然后说：“不管我们内部我们有多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都应该在法治在民主的范围内来进行。我们有这个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诸如此类，让我们看出共产党当时的态度，既不能全盘否认学生，也怪学生不能在已有的政治框架里来解决问题把全国搞乱的方式。总之，李铁映总还是在做一个政客该做的事情，即申明一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在现有体制里来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就共产党那个样子而言，这个解决当然是很慢的，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解决。就好比威伯福特用40年来废除黑奴制一样，他自己根本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功，但是他还是在合法途径上努力。如果说渐进改良慢，就要闹革命，那么威伯福特怎么办呢？

看完那个视频，联想到当初自己的经历，说实在的，我不由得扼腕长叹，心里有许多“如果，也许”：如果吾尔开希理智礼貌诚恳一点，不给李鹏一种“造反派”的印象，也许共产党不会立即宣布戒严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如果学生领袖们语言表达能力强一点，把王丹认为的“只要共产党重新考虑426社论和把定性问题解决，学生就会离开广场”这个关键问题说清，而不是毫无头绪，不知所云，也许共产党不会误解他们是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如果学生代表能够提出让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像吾尔开希那样不着边际居高临下地指示“我们提出（问题）来了，（党中央）应该说马上召集会议研究”，也许共产党不会误解学生的真正企图？等等。真如乔伊斯在他的名著《尤利西斯》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场噩梦，我试图从中醒来。”在这里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够从中醒来，并摆脱这些噩梦的缠扰，面对现实，接受教训重新开始。

当然，再说一遍，我这些“如果，也许”绝不是为共产党开枪镇压暴力清场辩解，而是感叹这种反常而拙劣的政治生活的后果可能会多么严重。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办网络杂志宣传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理念也好，游说外国政府救助政治犯也好，发起微信诉讼行动反对动辄删帖封号给网民的伤害，帮助访民讨还公道也好，揭露中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镇压也好，都是好事，都是应该做的，但都不应该以不承认现状的历史合理性（合不合法则不论，因为理论太复杂了，共产党为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耗费了多少人的生命。合法性与正义有关，罗尔斯谈起点正义，历史正义，可正义上溯到历史上哪个时期才为止呢？历史正义如何纠正呢？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谈合理性。），而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为立场，因为这种革命目标，不符合保守主义原则，实际上除了造成各种不必要的敌我对立和政治阻力，给处理实际问题带来困难， 除了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好处。而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框架、文化氛围内，积极参与各种建设性活动、该批评的批评，该合作的合作，回到以前“体制内外良性互动”的局面来。毕竟，“海外民运”毕竟是大部分人的“业余爱好”，极少数人的专业。这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在国外开心地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却同时又能为祖国的文明进程起到一定作用。

最后，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有时候是个人理解偏差，且也无关讨论宏旨，我就不谈了。

絮絮叨叨谈了很多浅陋之见，如有谬误，再次希望兄台以及笔会师友见谅并指正。

欧阳京敬上

附：我会把书稿发到兄的个人邮箱，敬请查收并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