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身躯伟岸，浓眉大眼国字脸，在哪个年代都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他去世之时，无力无助地躺在病床上，羸弱不堪。神志虽然昏迷，但插着氧气管的肺还是在顽强费力地呼吸，直到慢慢衰竭。我自始至终守在病床前看着，但却无能为力。父亲死后，我陪着他僵硬的躯体从医院回老家，泪无声地如雨落下。

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写过关于父亲的文字，除了小学命题作文《我的父亲》。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无非陈词滥调地说父亲如何爱儿女，如何严格要求，比如知错就改等。文中举例说父亲陪我一起去向邻居道歉，说不该在浓荫的冬瓜棚子里玩耍时故意毁坏了人家好不容易长成一人高的大冬瓜等等。因为作文情感真实，被拿去全校做范文讲读。

我想起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列留《马上沉思录》中的名言：“多少曾经声名显赫的人都已经被淡忘了，又有多少人在赞颂别人之后也被死亡带走。”人一去世，托体同山阿，记录的文字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常言道，人都要死三次，第一次是肉体的灭亡，第二次是你的直系亲人关于你记忆的消亡，最后是历经久远，人一切痕迹消失殆尽，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再优美的文字对此都毫无作用。而我认为记叙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活着的人更珍惜生命以及生命本身后面的意义。

我对父亲一生知之甚少，很多都是通过平时言谈略知一二。他生前试图写回忆录，但在65岁上早早去世，只写了短短几页纸。里边只有一件事情我还有印象，即他儿时因不识水性，落入水中几乎溺亡，幸好被路人救起，让他终生感恩。

父亲初中在湖南某铁路中学就读。那时大伯父被广州铁路局招工进入列车客务段，脱离农民身份，所以家属可以就读城里中学。而我爷爷家境贫寒，且原配即我奶奶早亡，爷爷续弦后无暇照顾幼子。长兄如父，培养父亲的责任就当之无愧地落在我大伯父身上。父亲读书，以及后来去武汉，然后远行就读成都气象学院，都是靠长兄资助。所以，父亲与我大伯父关系比与其他在身边的二伯父三伯父要好不知多少，即便后来天各一方都是如此，有悖“远亲不如近邻”之言。最后，大伯父从广州铁路局退休，叶落归根在老家养老，临终时，父亲在他身边如同我像在他身边一样，守候病榻，直到他一辈子敬若生父的长兄死在自己的怀中。

父亲就读成都气象学院后，即现在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学校无法继续教学，所有学生回归原籍。父亲回老家后，因为算得上知识分子，备受乡政府重用，在乡政府办学，任我村小学校长，后来任水电专员修建水电设施，还在农校讲习所任讲师，风风火火，曾经被湖南日报作为优秀青年专题报道。因为工作原因，也可能因为早早成了家，后来成都气象学院通知学生回校学习时，父亲竟然放弃完成学业的机会，留在老家工作。多年后，他经常说，如果我当时回去读书，也许就和现在同为成都气象学院毕业的某某国家领导人一样了，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父亲那一段热火朝天的工作经历，我没有多少印象。唯一的一次，是我大致三岁那一年，父亲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去山里为开辟“五四林场”进行测量准备工作，把我留在山脚下一个熟人家里。那时，家家户户门槛都很高，我在空无一人的房屋门口的门槛爬进爬出玩得实在无聊，最后竟然一个人凭记性自己走远路回到家中。当时，父亲回来没有找 到我，急的慌张失措。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虽然那时走失的可能很小，但到处是河流池塘，万一玩水溺亡，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了。

要知道，农村那时家家户户都是把儿子看得很重，传种接代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父亲生性善良心肠柔软，所以前面生了四个女儿。当然，有人也许要会对此因果关系不屑一顾，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生性柔善的男子多生女儿，作风硬朗或者说有点心狠手辣的，则普遍生儿子较多。父母因为生了一个又一个女儿，便不招爷爷待见，比起对待同村生了两个儿子的甚至三个儿子的二伯父三伯父家，态度甚为恶劣，时常打骂有加。而那时父亲虽然成年，但是被爷爷打骂时，只有下跪的份，岂敢像现在这样争辩甚至还手？母亲虽然不挨打，但是挨骂、受歧视待遇、冷嘲热讽、含沙射影是家常便饭，在村里抬不起头在所难免。没有男性后嗣的人家，也常是被村人欺负的对象。所幸父亲不与他们一同务农而在乡政府工作，“吃国家粮”，避免了很多村务纠纷，但家务纠葛难于躲过，母亲父亲为此受了多少委屈。以至于最后搬到村里的抽水机站，远远离开了爷爷一家。

直到我生下，爷爷才眉开眼笑，据说是买了炮仗放来庆贺。从此虽然不再有关于生子生女的纠纷。但家中无壮劳力，在村里还是多少吃亏，自不待言。

但父亲的工作还是受人尊敬的，作为乡政府水电专员，农校讲师，小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到处被人尊称为老师。而且他还开了村里的灌输水渠，架设了村里的广播系统，还有照明电网，等等，所以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称得上造福乡里的，自然受人尊重。例如我的二姐夫，追求我二姐，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我父亲的崇拜之情。

说到广播系统，也许这是一个值得谈论的历史话题。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收音机是稀有之物，电视机更是闻所未闻，但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广播。依稀记得毛泽东去世之时，我们就是通过广播知道的。那时候家家户户哀乐声声，表面看来全国同悲。广播之重要，因为它是那时唯一的通信工具，乡民几乎唯一的外界信息获取渠道，基本上广播里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但有时难免以讹传讹的。比如，林彪的出逃，广播里普通话播放的大致是“林彪这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叛徒，驾三叉戟飞机逃亡苏联方向”之类，听得不真切，且好开玩笑的乡人，就把此事转述为：“林彪偷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大衣，还偷了毛主席的三匝（湖南方言：只）鸡，逃到苏联去了。”总之，广播在农村合作社还没有结束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例如早上起来干生产队里的农活，这是和工人一样算工作，要拿“工分”的，什么时候出工，什么时候收工，都是广播通知为要，一年下来，农民赚多少公分，决定他家分得粮食和物资的多少。相反，如果工分不够，例如出工率不高，但是又消耗物资，这要算倒欠国家工分。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和其他重要事务一样广播里播放，事情一旦得到播放，我们就把它当作真理了。难怪很多国家革命，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占领中央广播电视台，然后通过它宣布新的政府机构、宣判旧的政府机构罪行等等。而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也都把办报纸控制言论、自我宣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手段。还包括中国8964的学生运动也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广播站，就是学生各派争夺势力的核心，那时广场混乱 无比，组织茫无头绪，谁占了广播站，播出通知、宣布权力机构、活动方式、斗争方针，广场上无数乌合之众的学生便基本上以此为准了。

我已经忘记广播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了，但是还依稀记得它很落后，一根信号线，直流48V，另一根线深埋地中，利用大地作为回路，把电信号传播家家户户。这是很落后的系统，但是简单实用。我之所以记得是48V，是因为超过36V的直流电，就有致命危险。我小时候在池塘边上玩耍，堂哥击落广播线，掉在我脚踝关节上，我被电晕落入池塘，幸好醒来无事。

父亲是水电专员，动手力强，除架设广播外，对无线电也略有研究。例如他那时候做矿石收音机，就是简单地用一个压电陶瓷片，带上一个耳机，通过天线在无电容调谐的情况下，接受最强信号收听。

父亲在乡政府工作多年，却奇怪地没有入党。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恃才傲物，看不上那些没有文化的领导，二是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我。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最大。父亲经常有郁郁不得志的表现。例如，他名叫欧阳厚龙，（注：那时欧阳在乡下是合写的，读音为阳，但写起来是区字与易字合并，以便与普通杨阳二姓区分，但此字属于简造字，字典里没有，而厚字是父亲辈分，爷爷是德字辈，顺便提一下，中国辈份安排都有讲讲究，这是厚德载物之意。且我直到上中学，才正式启用欧阳姓氏。）上上下下称他为"阳"老师，领导便直呼其名，论资格，父亲当然要比一些上面安排下来的领导要老些，难免有些不高兴，会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犬欺”挂在嘴上，这样清高而不务实的态度，估计难免为人诟病，没有入成党，所以到了后来，父亲本来有进区政府的机会，因为不是党员反而被调离政府机关，进了乡办企业，也就是再无国家干部编制的可能性了。显然在那时甚至如今的中国，在政府或者政府企业工作而不是党员显然是没有前途可言的。父亲虽然知道，但事已至此，加上他恃才傲物，不愿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觉得自己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加上那个年代的组织纪律，虽有怨言，但也只能认命了。当然，如今这个年代，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被很多人看成情商高的体现，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多赞美别人确实很重要，只是违心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奉承领导巴结权势，这是知识分子没骨气的大忌。如果是客观地发自内心地赞赏别人，应该另当别论，只是这其间的分寸，实在是很难把握。我以为，唯一的方法，就是看你是出于什么而赞美别人了，如果是因为私利，则属于阿谀奉承，而如果是因为爱和尊重，则是情商。经常发自内心地赞美别人，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能力。在我看来，父亲情商不高，但性情里还是有点骨气的。但什么又是骨气？骨气无非是骄傲之心，不是认为自己的知识比别人多，就是认为自己的品德比别人高尚，看不起一般人，不屑于做一般人的事情，言必称贩夫走卒市井小民何足挂齿，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西方文化里，这其实是一种品德上的缺陷，七宗罪之一。

那所乡镇企业叫做和平乡工程队，后来并入市第四建筑公司。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基建发展迅速，厂房、家属楼，办公楼，道路等等，到处开建。父亲作为施工员，即工程队领导，照样忙的不亦乐乎。但那是个改革的年代，个体承包，私有经济开始发展，双轨制，公私体系出现裂痕。许多人靠着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富裕了起来。有句俗话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父亲作为领导，有机会，却没有这么干。

人不做坏事，出于两种动机，一是有原则不愿不屑，二是胆小怕事不敢。前者可统称为善良正直，后者可以冠之以懦弱。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你的善行或者正义的举动，不是因为善的动机，而是因为惧怕坏的后果，那么这种善就不是真正的善。在我看来，那确实是可悲的。但这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做坏事而惧怕法律制裁甚至道德舆论谴责，才不敢去做，结果内心矛盾，就以好人一生平安自勉，我也常常在听父亲抱怨那些“昧着良心发财”的人必有后报时，感觉到他那种心态。所以，我不能确定父亲没有那样做去为家庭争取更好的条件是出于哪一种动机。毕竟物质上的富足对大部分人而言是幸福生活的首要条件，而我不认为只有中专文化程度的父亲有那种近似斯多噶哲学家鄙视物质财富的境界。

但是，父亲毕竟还是有能力抚养家庭的，也不会在赡养老人的义务上无能。因为除了那时普遍微薄的工资之外，父亲还因为一些特长能赚到钱。例如，父亲的一手毛笔字是远近闻名的，所以他在春节临近时可以给人写春联，平时也为人写这写那的。春节过年要舞龙灯，舞龙队需要有文化能说会道的人领队，向接待的人家祝福、致辞，父亲也是理所当然的角色。至于帮人做电工活儿，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我记得那时农村电死人是常有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农业用电知识，而我父亲每次上木梯去接电线时，往往叮嘱我，好好扶着梯子，绝对不要碰他，因为碰他就会传电，看到他站在绝缘的木梯子上随手拿着带电的火线，我就觉得父亲很神奇，因为自己绝对不敢去尝试。父亲算是文化人，所以村里村外任何需要文化人的场合，也都少不了他，例如农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葬礼上写家祭文，基本上是少不了父亲的。所谓家祭文，无非是在葬礼上向所有前来悼念祭奠的人，读祭奠死者的文字，讲述其生活经历，工作成就，如何家教慈严，如何子女有出息等等，一篇好的家祭文，在追悼大会上被司仪读出来，往往会让子女无法忍住悲痛，我们常见泪飞顿作倾盆雨，嚎啕大哭，就是被感动时刻的写照。这也是葬礼上最重要、被认为是最“尽孝”的情节之一。

父亲去世时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我那时忙于生计，对父亲生活的了解少之又少，只是知道自己愧对父亲的养育之恩。例如，我小学毕业时，总分250分拿了232分，是全区考得最好的，也是全市排名很靠前的，乡里中学却不肯让我按自己填写的志愿上城里的重点中学，在区教育局把我档案压住。大家知道，所谓档案，就是那时候中国伴随一个人一生的东西，你的户口、小学成绩、老师评价、获奖状况、少先队员身份等，都记录在里边，如果没有档案，人就是一个无根浮萍，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所以不能上学、工作。小学毕业恰是盛夏，父亲骑着28寸载重单车，戴着大草帽，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在两个学校、区教育局、市教育局之间奔忙，最后也靠师专附中副校长是父亲同乡，彼此论起乡情，才顺利把档案转出到那里就读。可以说，我中学生活作为人生的崭新开始，就是父亲不懈努力造就的，父恩难报，思之泪垂。而父亲去世时，大学已经毕业的我才为理想结束漂泊，安家长沙，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葬礼上不知所措，加上乡下的葬礼规律，我一概不知，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感人的家祭文，按理该由亲人尤其是儿女等口述素材，但我却茫无头绪，所以，最后只能自己攥写一副对联，具体怎么写的我忘了，但大意我还记得，那就是引用了曾子关于孝的名言，上联有“大孝尊亲”，下联有“其次弗辱”。这些话乡下那些半通不通的司仪和做礼先生是不懂的，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勉强嘟嘟囔囔地写上，但是我心里是明白不过的，这句话完整是“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中国文化里至高的孝是让父母得到尊严，其次是不能辱没父母之名，即本家族的姓氏不能受到玷污，最次才是能好好地赡养父母。而我未能做到很好赡养父母，例如，父亲生平心愿就是就北京旅游一趟（我的名字，就代表他的这个心愿），我心里曾暗暗许诺，等长沙新家装修完，第二年接父母来住，然后送他们跟夕阳红的旅游团去北京旅游，然而父亲突然跌倒去世，让我计划落空，父亲为我 操心劳苦许多年，如今却不能回报他老人家一二，“其下能养”都做不到，更不用提“大孝尊亲”了，所以只能用“其次弗辱”来自欺欺人。

父亲去世时，我公司领导为了表达对我的敬意，特地让公司副总驱车从长沙送来花圈和慰问金。那天时值盛夏时分，却突然冷风不知从何刮起，漫天细雨纷纷落下，葬礼的幡旗、挽联、花圈、祭坛等物，被大风吹拂，飘扬卷合，哗哗作响，副总说，大意是：我不认识先严，但天气如此变化，上天哀怜悲恸，先严一定是个好人。

父亲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是我偶尔也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用好坏这个词来形容，但是能说自己父母或者自己是个好人，又多少有些吸引力。

例如，父亲乐于助人，不愿为恶。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他做了好事帮助了人，而被助者如果不表示感激之情，言必称老师，不能知恩图报，甚至忘恩负义，那么父亲就会相当地不满。大概施恩图报是人之常情，社交嘛，不就是“社会交易”的简称吗？我今天帮了你，大致就是指望马上或者有一天你也会帮助我；我爱你，也就是指望你回过头来爱我，否则就会心生怨恨。无条件帮助别人、爱别人的，除了那个为一切人舍生的至人耶稣，也许只有一部分爱儿女的父母吧？何况，中国这个非福利社会，养儿防老，连抚养子女对一些人而言都有可能是一种交易。这与好坏何干？

父亲是那种只要别人对他好，甜言蜜语”老师老师“的，就会倾心乐意帮人的，我们都称赞的所谓乐于助人，就是能在帮助人这件事情上找到快乐和满足。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助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所以，也与品德好坏无干。

还有，作为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耳闻目睹文斗武斗批斗，父亲一点都不参与，专心工作，养儿育女，并未走机会主义道路去谋取个人好处，记得他后来说，斗来斗去斗别人，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我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看人是好是坏，也许私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

父亲从小多才多艺，中学时还学过小提琴，那时非常少见，算得上是文艺青年。加上身高一米七多，相貌堂堂，工作又出色，介绍相亲的人不少。所谓绯闻也有，我就知道在我母亲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几乎成亲。但最后如何与我母亲认识并结合，我并不知情。我母亲是那种身材娇小相貌可爱的女性，小我父亲三岁，年龄上非常相配。也许是乡亲们介绍相亲时一见钟情也未可知。及至我长大懂事，关于父亲的绯闻，也时常有所耳闻，小时候为此和邻村孩子打架也是有的。当然，其实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乡人喜欢搬弄是非，有时不免到造谣的程度。例如，我父亲工作上认识一个浙江的女性，婚姻不幸，常被丈夫打骂，不知道如何解脱。从我后来整理父亲遗物发现的他们的通信看来，他们义兄义妹相称，情感真挚诚恳，毫无轻薄之意，加上这位阿姨，对我也非常关切，书信中常有念及指教，让人感觉他们的友谊应该是没有污点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因为男女之间，很难有纯粹的友情，感情上也许都是真挚的，也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想保持距离和纯洁性，但人性都是软弱的，禁不住一些诱惑。所以上个世纪最著名的传道人葛培理就说，他绝不和异性单独同处一室。正如所有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主祷文”（Lord's Prayer）一样，祷告的重点，是“让我免于试诱”，而不是“让我经得住试诱”。因为连耶稣都差一点没有经得住诱惑，何况你我凡夫俗子？

父亲对待别人，尤其是亲人，总是礼貌周到的。尤其是他对待我大伯父的态度，让人感觉一种热烈真挚的亲情。比如，每次大伯父或者其家人从广州回老家，父亲总要做出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他们。其他亲戚也是自不待言，逢年过节的电话问候、上门走访拜年送礼，他都是事事周全，不愿让别人感到受冒犯或者冷落而难过。

父亲也有些扶危救困的义气，所以有几个生死之交，记得本村就有一个我在他家可以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撒野的“伯伯”，关系好得如果不是新社会提倡自由恋爱，他们几乎指腹为婚。例如他二儿子和我三姐同班同学，他们就经常开玩笑要结儿女亲家，真是比亲兄弟还亲。记得我小时候心里不如意，例如考大学前压力大，还从城里逃学回到乡下，找那位伯父喝酒下棋，他也是把我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

最后一点，父亲与母亲应该也是恩爱的。虽然我也看到过他们吵架，有时还挺凶，但父亲总是最后会依了后者，在那个男权时代的中国，肯为女人让步的男人，一定是重感情、把家庭责任看得比个人欲望、虚荣心更重的男人。

我唯一不满的是，父亲在晚年时，也许是被世事困扰，多少有些同于流俗的感觉，没有了我以前能感到的那种正直善良的意味。但是，我也不能怪他，一个人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从重要的工作中逐步退出，最后在企业无可挽救地失败后无可奈何地被退休，甚至没有退休工资而只能被“买断工龄”，而其他那些把握了晋升或者发达机会的人，后来居上，常常在他面前洋洋自得，甚至语带轻蔑嘲弄，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沮丧和失落，甚至会憎恶社会现状，最后发现人生苦短，干脆认为一切都是不值得的，然后一改自己的本来性格，或者玩世不恭，或者偶尔胡来，也是有可能的。

加上父亲在子女教育上看起来也是失败的。五个儿女，直到父亲去世，都未能真正让他安心满意。但我要为他辩解的一点是，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体制。家庭在教育上，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或者生计的关系，都几乎是把事情委托给了学校，而学校的教育往往与现实脱节，注重于知识灌输而不是生活技能，注重理想而不是实际价值观念、对待社会这个大而虚的集体而不是对待具体个人的态度的培养，加上现实中有许多东西去否定学校里灌输的一切，人的成长基本上就看各人造化了。

例如我的几个姐姐因为成绩不好，都未能上大学，甚至有些高中都没上。而同一个小学毕业的我，因为记忆好一点，思维敏捷一点，毕业考出高分，就能去城里重点中学继续学业并升入大学提高眼界和改变命运。这完全是与个人机遇和天性，与教育系统作为一种有意识地培养不同人材体制毫无关系。所以，我也只能把这种不满归于社会的不完善，而不是父亲的失败，因为很多父亲在子女教育上做得比他也没有好多少，儿女同样没有什么出息，甚至还糟糕很多。

当然，我并无“子为父隐"的意思，此篇纪念文字的本意，是追述真实，以回忆往事来表达人现在的认识、情感和观念，并不求无关痛痒的褒贬。至于读者能从这里读到什么，也是无关宏旨。

正如我先前引用的文字，被记叙者已经死去，记叙者如我不久后也将与世长辞，我的儿辈在海外，不会再有中国人那样的祖先崇拜，清明家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些移民与祖国断了根系，又无法完全融入西方文化，死了不久之后，我们只会变成一个符号：“第一代移民”。我们在异国他乡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孤独无助，我们彷徨无奈，我们的乡愁，都会被那个符号概括，而内涵反而就显得不重要了。儿辈也许无法再用文字来纪念我们，不会像我们那样时时梦里回到埋葬父母的山丘，但这又何妨呢？纪念也好，不记念也好，父母儿女之间那种真情和爱，自然总会代代相传下去的。文字，只是梳理情感的工具而已。

而这个工具，如果不用来表达永恒的美和爱，是毫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