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的自負

今日思绪滥觞，无心读书练琴。 想起移民前，我一直很犹豫。对好友说，这个时候离开中国，也太不“仗义”了。 好友觉的这个词用的很怪，但是对于我们这些90年代的大学生来讲，这个词用的是恰如其分的。 那时候，大学的学费是200元一年，另加学杂费包括住宿费用，也只有200元左右。家里基本上只需要负担我的区区生活费就够了，而且，学校还有补助金和无息助学贷款。一般，毕业就能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真可谓既无远虑，也无近忧。 其实在90年代末教育改革之前，每个大学生，都是国家培养的预备干部、未来栋梁。他们的学杂费，实际上是全体纳税者负担的。从这种角度而言，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就是一个蛀虫，假若还享乐贪墨，那几乎就是忘恩负义了。 直到我虚度了大学四年，毕业分配到广东省一建公司作一个普通科员。那时候，我却把那种生活视为寄生状态。因为作为一个高等数学、量子力学烂熟于胸的大学毕业生，不免自视甚高，看不上那些用加减乘除、甚至不用加减乘除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种状态，常常让我愧疚不已，夜不成寐。因此，三个月后，我说服了父母，从省一建辞职，从此漂泊于江湖。 仔细想来，这种道德上的自负，不过是中国几千年的读书人传统罢了。 圣人孔夫子大骂樊迟小人，因为樊迟觉得要亲自种田才配食五谷。亚圣孟子也驳斥许行，他认为读书人不必自己耕织制造，他的解释是，劳心和劳力都是劳动，好比当今社会，一些人从事物质文明建设，一些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创造，当然也可以用来与物质商品进行交换。而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而言，劳心的劳动强度和个人风险其实往往还在劳力之上，澳大利亚尤其如此。 然而，学而优则仕者，总不免因为自己不事稼穑生产而愧疚。《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因为道德有亏，就难免要产生为苍生社稷谋划的责任感。 记得我每次登临岳阳楼，凭栏远眺茫茫苍苍的洞庭湖平原，脑海中都不免浮现起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的句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看来，这不愧就是中华道德文化之极美者。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说白了，都是全体人民养活的公务员。不事生产专事管理。既然身负治国重任，如果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这种道德上的自负，必将变成毕生的自责。 我想，那一年夏天，热血沸腾、在广场上高歌的莘莘学子、未来的国家干部、社会栋梁，多多少少是在这种因为为国家所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衣食父母的道德自负和灵魂骄傲感的驱使下，上街游行、绝食请命、甚至不惮于前驱的吧？ 一旦牵涉到公有制，一切便以道德为价值核心。而道德价值无从计算，哪怕付出生命，也无法衡量。那个时候，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不就是那灿烂无比的爱国主旋律所一再暗示的吗？加上在先贤例如文天祥、谭嗣同等气贯长虹的道德光辉的逼视下，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甚至面对坦克、面对枪口都毫不胆寒，也就可以理解了。 90年代后期，大学生开始学杂费自负。他们的良心就在等价交换的价值核心下变得清清白白----既然社会提供的是有偿有价的教育服务，学生便只对自己的出资方负责。出国也好、坑蒙拐骗也好，都是他们的本事，是他们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体中，可以量化的股本，他只要自认为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得起为他们付学杂费的父母亲戚就可以了。那些买不起教科书，上不起学，或者打伞坐在露天教室里读书，浑身破烂肮脏的孩子；那些企业被改制后的下岗工人；那些土地流失、万里迢迢打工谋生的农民；那些被强制堕胎的农村妇女，那些靠拾垃圾卫生的髦耆，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卖淫的姑娘；那些的被关起来被监视被逼迫的中华脊梁；所有的这些人，与他们何干？ 而对于90年左右那一代大学生，在那种青黄不接的公有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一方面，历史亏欠要求他们做出清算，回报祖国、反哺社会；一方面，又因市场经济的残酷无情而无法主宰自己在风雨中飘摇，趋利避害、随波逐流。 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就像范仲淹那美得无以附加的排比句一样，时时压迫在我们的心头。我们这些离家万里的游子，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样的无可辩驳的道德伦理观左右下，想起相隔重洋的老母亲，想起梦绕魂然而牵千疮百孔的祖国，黯然神伤，总是难免。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这些”出洋牟利的莠民“（乾隆语），都是些自私自利、不忠不孝的人。 写到此处，胸中块垒郁积，唯有愧疚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