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音乐》

　　 这段时间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开房里的廉价音响，然后把巴赫的CD塞进播放器，在琴声中开始做晚饭。 　　最近我听的是《歌德堡变奏》。从古尔德、席夫到图里克，从大键琴到现代钢琴，反反复复地放。在我做鸡蛋挂面开始，直到一碗热气腾腾的裕湘面下肚，丁丁咚咚的琴声一刻也不曾停息过。 　　音箱的质量，和我生活的质量相近。但奇怪的是，我也没有改善这种质量的行动，尽管设想已经很久，但是目前，我只能用这种混着杂音和混响的钢琴声来陪伴我吃完每天那顿尽义务似的晚饭。 　　为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我终于选中了巴赫，因为我最喜欢的老柴明显太苍凉；贝多芬了解的太少，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给我一个难以接受的强音；莫扎特太纯洁童真了，有些不忍卒听的味道；德彪西简直是南朝浮华的代称，优雅绮丽，散发着法国香水的气息；马勒和勃拉姆斯则深沉得让人难以下咽...... 　　显然，我可不愿在吃饭的时候卷入任何一场感情的纠纷。而只管借着巴赫的音乐逻辑，放纵自己无边的遐想，神游星汉。 　　关于巴赫，我发现只有他的音乐才是最好的佐餐之物。没有情绪，只有技术，全凭和声、对位和“追赶的艺术”来铺陈，第一个音符的一出现，最后一个音符就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自己位置。技术充斥，脑子里便即不会有柴米油盐，也不会有乱哄哄的大堆儿女的哭闹声，更不会有如何取悦听众的才思纷涌。冷冷静静，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是我搜肠刮肚才能够想到用来形容他的破词，不象橐龠老兄，在评价BVW1054时，一句“象钟表一样准确”，让我一时词穷。 　　在思绪缥缈的时候，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想到“理性”这个词。好多人都在“回归巴赫，回归理性”这些个字眼上有所表态，大概是听厌了表达感情、气氛、故事、场景的那些或是哀伤、或是喜悦，或是压抑、或是激愤，或是抒情、或是颂景的起伏跌宕的音乐了，也许是“审美疲劳”了之后，只有在巴赫绵密的“音乐推理”面前才能够找到象数学一样的纯粹的东西。 　　这个纯粹的东西，于我的每日晚餐而言，也是善莫大焉。 　　然而我会想，何为理性？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亚里斯多德，这位老兄大概会指着行星对我大发高论，行星的运行轨迹是个圆，而圆则是最美的形状，老天凭着理性，大概只能选择圆形作为堂堂列星的轨迹。 　　自然的理性，便是这样。它一定是有某个目的，从宇宙的第一推动，到恒星发热，行星归位，地球转动，生灵滋长，皆是冥冥天定，否则，上至渺无开端，下至纷乱无穷，必为智者所慨叹恐 惧。仿佛一盘中国围棋，尽管其着法演变，几乎可至无穷，但是黑白往来，都不外乎你取我夺，胜负有数。 　　宇宙盈虚，变化莫测。恒星或爆炸诞生或坍缩消亡，已经不堪言及，就是数千万年前，彗星撞击地球，造成恐龙灭绝，小个体的生物枝繁叶茂成为大地主宰，人类才赖以演化成功，这不幸与万幸的参差毫厘之渊薮，更是不能用偶然来断定。 　　因为这些茫茫无着落的因果，多少人不得已而信奉了万能的上帝。而巴赫，则更是在为上帝而工作的时候，做下了这流芳百世的“私活”。我等才能借着这泊来的雅乐，完成自己无奈不堪的俗务。 　　历史理性大概是个不多为人论及的话题，其渊源却也与自然理性颇为同辙。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之风兴盛，人类大言不惭地认为，凭借理性，从大至无穷到小至无间，无不可以探究个仔仔细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即如此豪言壮语。古今哲学第一人康德虽对纯粹理性大加批判，然而其对理性的推崇倍至，也是不可否认。 　　研究历史的人，试图也用这种理性思维方式来解释。 　　以中国的历史来打比方。先说读书人。从百家争鸣、群雄逐鹿，到秦始皇承袭法家，弃分封而置郡县，焚书坑儒，奠定了集权国家几千年几乎不变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从汉朝党锢之乱到满清的文字狱，读书人在中国的地位随着朝代更迭起起落落，发展到极端便是文革中把读书人弄得脸面尽失，以至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提起读书人，便是一脸不屑。然而中国如何逃得过“读书”这个传统？所以一伺恢复高考，读书人便遍布天下，汹涌如潮。从穷教授到“知本主义”，读书人仿佛又开始满踞朝廷，门阀士族，又开始把握国家命运了。在这个以读书人为治国之基础的土地上，似乎就是在验证孟德斯鸠的风土气候理论－－中国地处温湿地带，人民比较柔弱，而大江大河洪泛成灾，必须要一个刚强的集权的政府来统治，方可弥补底层人民优柔寡断不成大事的不足。一切绝非偶然。 　　于是，千百年来，在一般百姓眼里，挥毫写字、煮茶抚琴，这些优容的士大夫读书人，便是人中的极品，莫不心向往之。 　　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下，每一个见证历史的，无不是读书人。而作为一个读了一些书的人，也就难怪我会沾沾自喜地凭借似懂非懂的历史理性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三皇五帝、夏桀商汤，到秦皇汉祖、魏晋五胡，从宋时膏梁到蒙古入侵，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而葬送了汉人土地，到满清闭关自守和鸦片战争唤醒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从自强然而先天不足的洋务运动到庚子拳乱，从甲午海战到公车上书，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然后从宪政尝试到中华民国的训政，直到新朝解放，之后纷纷乱乱的革命、打倒、清算、篡夺，直到经济体制改革，自己方可以痛痛快快告别“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一个为资本家打工的人，最后到我心满意足、安贫乐道地坐在租来的房子里边的桌子旁边，吃着自己做的挂面，羞辱了巴赫伟大的《歌德堡变奏》而不觉，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历史啊。 　　这样的理性观念，让我心安理得－－“上天安排的为大”嘛，人总是可以从过去分析出最美妙的规律。至于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理论为我们已经做出解释，要么自有伟大的理性为我们早另有安排－－第一个音符决定了最后一个音符嘛，既然这场人类历史的闹剧已经开始，理性的规律或老天总不能就这样胡乱收场罢？管他共和还是专制，我也只能在卢梭的教导下，为上帝给自己预定好的位置感到骄傲和谦逊。 　　在最后一根面条下肚之后，我突然想起这样一个关于理性的论述－－如果一头理性的驴子，处在两块同样远的草地中间，那么，这个驴子一定会饿死，由于理性，它没有道理去吃任何一块草的。那么，我也想想可怜的巴赫，为了生计，他竟然连在自己音乐里边表达自己感情和情绪的权利都没有。这头理性的驴子，也太没有趣味了。 　　这也许意味着，理性不足以解决问题，人的情绪将必然决定人的行为，难怪巴赫只有一个，而大多数音乐家还是抑扬顿挫地演绎着自己。 　　而人在别的场合也不会光听凭虚无的“理性”，直觉和感情上的需要必将决定他们的未来。 　　好，我终于平静地吃完了晚饭，无需用“理性”来保持食欲了。于是我关上CD，结束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