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基督教

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哲学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马克思的目的不是综合雅典和耶路撒冷传统，而是综合并统一不同哲学趋势中的分散元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来自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英国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与黑格尔将人类历史解释为一系列渐进发展的理想主义传统结合，并把它们与第三种元素——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社会主义由孔德和其他十九世纪早期作家发展，研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

马克思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借鉴了许多东西。工业革命、劳动分工及机器时代对人类社会影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素材。马克思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论，而亚当斯密从洛克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值与获取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直接相关，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它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马克思喜欢英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尽量避免形而上学的表述，远离神秘主义，尽量消除对科学和社会的神话解释。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从亚当·斯密那里借鉴了劳动分工将社会分成对立的社会阶级的观念。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即亚当·斯密所称的“主人”或“雇主”，和那些被这些主人雇佣的工人，他们在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利益。马克思将这一观点融入他的历史发展理论中，他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的重要贡献之一。

马克思还从英国学术传统中借鉴了我们在休谟那里看到的自然主义。休谟也不喜欢形而上学，不喜欢浮在半空的抽象概念，而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这种关注现实世界的自然主义方法是他的基本方向。

他从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里借鉴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的根本变革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根据计划进行根本性重组的地步。十九世纪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实验虽然都可怕地失败了，但马克思认为，这些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荒谬，而是因为这些实验缺乏马克思所谓的关于历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当人类的科学发展观加入到法国社会主义中的神秘乌托邦中时，就有可能立即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借鉴是黑格尔的历史研究或黑格尔对历史的处理方法。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但他也指出，许多批评者并没有完全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观念，所以认为自己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但他认为黑格尔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概念上犯了巨大的错误。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理念、精神（注：Geist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具体请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座。）、人类自由和理性逐步实现的过程。在这方面，黑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对我们提出信仰要求，这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马克思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从黑格尔那里接受的一点是历史代表了一种渐进的发展，具有目的性，历史有其发展的终点。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他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是所有历史哲学家的典型特点，总是以他们自己为历史哲学发展的终点站。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终点是结束人性的异化和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结构的不公正。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消除稀缺性问题的技术可能和实践机会，这意味着建立公正、理性和自由的社会的真正问题在于分配，即劳动者取得劳动产品的回报。

让我们从这些分析上进行一些推理。马克思不像黑格尔那样把主题放在特定社会中的思想家身上，而是选择了另一类人作为普遍阶级，即每个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类人。即马克思不像黑格尔那样关注思想家，而是要关注实践者，那些实际制造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使人们生存和存在的人，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是在劳动分工中形成的社会阶层，他们生产社会所需的所有物品，但他们只得到自己生产的一小部分。这就是剩余价值概念的来源，是从英国学术传统中的劳动价值理论推论出来的。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分析如下：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劳动，这正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对小丑说的，没有什么会凭空产生（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马克思说，人类生活中所有的美好事物都来自于劳动，如果你想要一个汉堡，你必须去做。如果你想要别的东西，你也必须去获取。人类从事各种活动和劳动，以满足他们的自然生理需求。所以，没有什么会凭空产生。这是一个相当常识性的观点。而在人类发展的最早阶段，即狩猎采集阶段，没有劳动分工。每个人都在寻找根茎和浆果、或者狩猎。在某个时间点，人类脱离了狩猎采集传统，发展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劳动分工，而这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即从最早和最原始的劳动分工阶段到马克思写作之时的十九世纪中期，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着生产者和剥削者的等级结构。换句话说，劳动分工并不是亚当·斯密笔下那样的新事物。事实上，劳动分工是一个很早的现象，只有由于没有机器和技术的支持，并且市场规模非常小，劳动分工不能太细。这意味着，尽管劳动分工非常古老，但在其最早阶段造成的生产力增加是微不足道的。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在于它创造了等级社会结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把食物放上桌子并为别人穿衣服，而有些人站在一旁观看。剥削者所做的是从一个社会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取走自己所需的部分，而只给予实际生产者很小一部分。剥削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取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剩余价值的概念是这样: 人类劳动的结果是一个社会能够产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在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之后，社会中的劳动者，无论他们是奴隶、农奴还是雇佣劳动者，生产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同时建立起来的等级社会关系阻止劳动者获得他们生产的全部东西。换句话说，他们生产了社会所有的东西，但只能获得他们生产的一部分。这种劳动产品与他们获得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剥取了社会生产力的精华部分，而实际上却没有对生产力做出任何贡献。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奴隶工作。马克思的主要关心是，在机器时代，即技术时代创造了新的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性社会关系之后，工业社会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或社会等级结构？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是否有可能改善人类境况，以消除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终点是结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他认为，人类应该共同努力，开采自然资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马克思所说的压迫或技术术语霸权、统治，指的是统治集团提取剩余价值而不实际生产任何东西。他认为，在每个时代，统治社会的阶级实际上是寄生的一群人，他们依靠真正的劳动者生活。他们剥削这些人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每个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那些加强社会关系的思想，这些关系允许这种剥削继续下去。

例如，在古代世界，当主要的剥削社会关系是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时，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认为，有些人天生是主人，有些人天生是奴隶，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的整个政治理论，或者说其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合法化等级社会关系展开的。他自己就来自一个主导等级，从中受益。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异质性因素，一种激情扭曲了人们的思维，使其倾向于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合法化。整个人类意识的历史就是从一种正确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观念逐渐演变到另一种政治秩序和道德观念的过程，这些变化不是任意的、混乱的，也不是来自某种形而上的精神，而是来自生产方式的变化。他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商品的特点，与此相关的是提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古代，生产方式被称为奴隶制，社会被分为自由人、主人和奴隶。而在古代政治理论中，奴隶制被视为优良的基本制度。事实证明，这符合那些进行古代世界学术活动的人的利益的，而马克思说这是一种扭曲，一种可鄙的意识形态，这些人是异化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是指为阶级利益辩护的必然的虚假意识，为那些与真正的工人存在寄生关系的人的利益辩护。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奴隶制是自然的，当我们进入中世纪时，如果我们看一下托马斯·阿奎那，我们发现中世纪有君权神授的君主制。上帝创造了正义的君主，虽然有些君主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但那时例外。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政治秩序是通过上帝的意志来合法化的，并说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上帝让他们成为贵族；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国王是通过上帝的恩准统治的。而农奴是农奴，也是因为这是上帝组织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阿奎那在他的政治理论中也是在将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特有的剥削社会关系合法化。马克思说，这并非偶然，每个社会的统治精英永远不会支持、鼓励那些破坏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政治理论、道德理论和社会理论。这意味着我们在经济与文化之间有一个反馈。存在着一种异质性、自利性的联系，不是基于个体，而是基于集体主体概念（德国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的Geist）。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集体主体是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有一个利益，奴隶有一个利益，农奴有一个利益，他们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体。因此，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从奴隶劳动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工资劳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并且作为这种变化的必要产物，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且作为这种变化的必要产物，将社会关系合法化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奴隶制时代，政治理论确立了奴隶制。在中世纪，我们确立了农奴制。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即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至少在马克思看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合法化了他们出生的社会，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剥削者的雇佣枪手。这就是全球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群剥削者和一群生产者，他们是绝大多数人。在剥削者中，还有一群人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从事实际上使世界运转的那种劳动。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是支持社会分裂为剥削者和生产者的邪恶社会关系，并将之合法化。马克思认为，现在是消除这种情况的时候了，现在是消除剥削性生产关系、并把我们政治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异质性、异化所造成的扭曲消除的时候了，必须消除异化所必然带来的在阶级利益起辩护作用的虚假意识。正如黑格尔体系一样，当我们最终消除异化时，我们也将最终消除阶级；当我们最终消除阶级时，我们将最终消除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当我们最终消除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有为阶级利益辩护的虚假意识，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真正的本质，历史就将结束，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人类生活时代。没有为阶级利益辩护的虚假意识时，异化消失，整个人类家庭将理解他们是同一物种的一部分，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即人类的利益。所谓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立，实际上是一种在一个分裂为生产者和剥削者的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而创造的幻觉。换句话说，我们将迎来世俗世界的结束，这不意味着人类不再存在，而是人类历史将发生本质的转变。这将在二十世纪末发生。

只有通过采用被剥削者的立场，才能对抗异化。换句话说，你必须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揭示意识形态中为支持这些剥削性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异质性和自利因素，这些带一点康德主义。这种对社会的批判分析，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无情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他是第一个揭开玛雅面纱的人，说出了人类历史的真相。人类历史是我们的贪婪、未启蒙的自私自利和我们轻易相信特定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幻觉的产物，是我们不愿用逻辑来分析事情而得出无情的结论的结果。因此，自主和异质性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我们仅仅作为自由理性的人就能获得的形而上学的自由。他认为对理性和异质性的认识，会让我们看到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消除剥削就是消除不公。当我们最终消除剥削时，将不再有任何等级，每个人都平等地需要劳动。我们的剥削将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剥削。很少有社会理论家像马克思那样关注和钦佩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不同学术传统的综合体，非常不容易。这种异化的观念，这种为阶级利益辩护的必然虚假意识，可能是他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比黑格尔更严谨和更有说服力的整体性批判。马克思说，透过表面来看，这不是上帝对历史的计划之实现，这只是人类特征和人类本性在一些偶然情况下的自然运作。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实际上是要重建我们劳动分工之前的状态。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都是劳动分工的产物。但在劳动分工之前，有一种可以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没有个人所有权的概念，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合法剥削的概念。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分工只是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早期进入了这个阶段，而这场戏的最终结局将是回到早期原始共产主义，在其中，剥削不再被允许，但它是随着巨大的生产能力的增加而产生的。通过技术手段消除稀缺性，这意味着我们的境况将得到根本改变。我们将回到伊甸园，回到人类真正纯洁的道德状态，那时我们将没有阶级区分。我们将回到真正的自然状态。所以，马克思不是要迫使我们与天堂和解，恰恰相反，这里体现了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认为我们最终将回到自然，不是红牙和利齿关系的自然，而是邪恶社会关系、剥削发生之前的自然的人类社会，这有着一种对失去的纯真的渴望。

我们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想。想想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他生活在西欧，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经常被国家特务追捕，这些特务认为他是一个颠覆者。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伦敦，这个把工业革命发展到极致的国家。像查尔斯·狄更斯一样，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有许多相似之处，狄更斯和马克思的道德激情是一样的，但马克思的答案在于回归自然，我们可以超越自己。他不像亚当·斯密那样，主要看到工业革命的积极面，但他对工业革命的消极看法是对的。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确实非常糟糕。恩格斯1844年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了确实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只有道德麻木的人才会忽视它，马克思对此充满了道德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同时却伴随着大量人口的普遍贫困，人们被迫离开相对安全、与季节和自然有机联系的土地，涌入城市。饥饿的儿童、城市的贫民窟，恶劣的卫生、城市工业生活的所有问题在全面爆发，但没有任何政府机构（例如福利国家）来处理这些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事实上，社会的本质——将无情的剥削性合理化——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阻碍了工人阶级条件的改善，除了通过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没有任何办法。这意味着马克思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系统性框架，使他能够为所有社会提供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原因。他谈到了现实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并为那些绝望地寻找解决方案的人提供了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生活的悲剧之一，以及我们当前处境的恐怖之一，是为了创造当代美国以及西欧工业社会特有的舒适、财富，甚至奢侈品，必须牺牲两三代甚至四代人。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剥削因素，这种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法、健康和安全法规来缓解这种剥削，但无法消除它，因为亚当·斯密所谓的利润，在马克思看来是剩余价值，它是系统内在的。因此，马克思认为，系统无法通过渐进改革来改变，也许渐进改革会更好，但机会很渺茫，因为资产阶级——亚当·斯密所谓的雇主或工厂主——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人类的真实状况视而不见。结果，他们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扭曲，他们被异化。因此，他们无法把握真实的人类境况，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趋势，所以要向这些人解释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社会，使之真正人性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显然低估了资本主义改变其条件，至少是解决其最紧迫问题的能力。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采用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伯克式的渐进改革，首先限制童工，然后限制妇女劳动，再然后改善健康和安全条件，再接着制定最低工资法。这些都是在一个具有剥削基础的系统中缓解它的尖锐的尝试，是无法绕过的事实。因此，马克思试图解释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那种与其说是人与神的和解，不如说是人类的一部分与全体的和解。而不幸的是，这需要消灭所有的剥削者，但历史过程总是相当严酷和残忍的，这一点无法掩盖。但是，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将这一过程映射到无限的历史长河里，那么在这个时代牺牲一代有严重罪行的剥削阶级，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这将为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这种思维在某些方面具有吸引力，但也极其危险，因为它赋予人们牺牲一代人的权利，可能很容易导致斯大林主义。事实上，它确实如此发生了。危险在于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经济学家所说的时间折扣，不理解伯克的智慧。与其希望会有某种永久且美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的进步，不如采取渐进的方式改变人类社会，因为伯克经常谈到革命中权利被滥用的情况。

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异端，因为他内在有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如平等、善待邻居、关心他人的感受和生计，与19世纪的科学元素，特别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相结合。因此，尽管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像上帝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异化、是意识形态、是一些人试图将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合法化的产物。当我们实现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世俗的启示录时，我们就可以摒弃对世界的宗教解释。但是，马克思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新变革的先驱，即不是人与神的和解，而是人与人的和解。不仅如此，在消除剥削性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连接到一个共同努力中时，它将首次使我们摆脱社会的异质性，摆脱由我们的自我利益创造的幻想，不再为我们所代表阶级的寻找道德借口。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是使我们能够解放人类让我们真正理解自己的体系。这一点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本质上也是在谈论人类自我理解、人类自我意识的逐渐发展。只是他认为理解人类发展过程的关键群体不是思想家，而是实践者。而这是对英国哲学传统的借鉴，甚至是公然借用。它是很实际的，但它在人类日常实践中是否有效？马克思说，实践是我们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这显然不是他从德国学术传统中借鉴的东西，而是英国的。

这里有很多问题。首先，结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不一定会创造一个统一的无阶级社会。事实上，20世纪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革命结果是用一种阶级的统治取代了另一种阶级的统治。一般来说，不再是资本家管理社会，而是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普通的、每天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几乎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思想家。此外，时间折扣的观念、马克思的千禧年启示录元素非常危险，因为它赋予我们贬低当前现实的权利，因为我们在追求至关重要的目标。整个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此时此地无情地推进我们的政治纲领，而这很容易导致将极权主义政治实践合法化。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比如天安门事件。此外，它还隐含着目的论。尽管马克思有自然主义倾向，尽管他蔑视形而上学的表达，但他确实认为历史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终点，而且他已经识别出这个终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一个感人的神话，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神话，是从基督教学术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思想，即上帝有一个神圣安排。只是它被赋予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躯壳，着使它多少与现代自然科学传统一致。换句话说，马克思试图画一个圆的正方形。他试图将形而上学学术传统与唯物主义学术传统统一，与超验和世俗的学术传统统一。问题是，那些张力最终撕裂了这个系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如此众多的不同解释。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模糊性，使得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人和超验或形而上学倾向的人都可以参照马克思，并认为他们理解了马克思的真正意图。但真正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存在很多矛盾，而这些矛盾从未得到解决，也无法解决。说到底，你必须在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做出选择，熊掌和鱼不可得兼。如果你坚持自然主义，你可以保留历史法则，即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铁定规律；如果你相信历史有进步的趋势，相信历史是人类自由的逐步实现，相信人类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终点，你又不能没有形而上学，而这就是黑格尔的思想。除非你相信有一个内在于自然、存在于上帝的意识中或人类本性中的计划，否则你无法相信这个观点，因为它与自然实体之间有很大的本体论差异。

换句话说，我们有形而上学的幽灵在哪里作祟。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世纪可能会有解放神学这样的事物，即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如果你采用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解放神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是完全不自洽的。另一方面，如果你采用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马克思，解放神学又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真正遇到了精神（geist）。我们真的在朝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的方向前进，我们会到达伊甸园。我们在自我救赎，而历史成为了救赎的故事，正如《圣经》一样。因此，解放神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释，像普列汉诺夫或最近G.A.科恩的书中，采取了一种非常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通过减少讨论自由和异化来搁置或消除形而上学的内容。这些人真正感兴趣的是写《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是线性、决定论的马克思。自由和必然性、决定论和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真正解决。原因是他触及了康德的纯粹理性的矛盾，并希望两者兼得。这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听起来既动人又可行，成为了一个流行的革命理论。但它又不自洽。当你深入研究其含义时，会发现他试图去做自相矛盾的事情，你可以有这部分，可以有那部分，但不能使两者同时运作。你可以将马克思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和自然主义元素看成类似于代数中的二元线性方程。你可以求解一个变量，也可以求解另一个变量，但不能同时求解两个变量。马克思试图掩盖这些问题，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或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两个变量，但他从未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原因是这是不可能的。

仅仅批评或废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公平的。马克思是19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马克思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道德上值得赞许的进步或者变化的源头。若没有左翼批评者对分工问题的敏感关注，我们会看到经典的资本主义处理方式，许多人会因此遭受不必要和可怕的苦难。换句话说，福利国家的发展是要归功于马克思，没有人会否认福利国家，至少肯定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会想要废除社会保障系统。这就是说，马克思至少部分是正确的。即便他的论点证据不足，即便他有时逻辑不自洽，我们也要持保留态度来看待他。他丰富了我们的政治话语词汇且指出了公共政策问题的实际形式。这种贡献不会因为它与极权政治制度相关而被磨灭。了解马克思的好处是你可以了解当代对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