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大纲之二、 美德伦理观

在讨论亚里斯多德的美德伦理观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师祖苏格拉底（柏拉图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

苏格拉底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点象孔夫子，述而不作。他启发和教育弟子的方式是用哲学对话。由这些对话体现出来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都是由其弟子柏拉图记录下来，尤其是后者的名著《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es），记录了苏格拉底在面对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法庭审判时为自己的被控“罪行”而申辩的整个过程。（Apologies不是现代英语道歉的意思，而是源自古希腊语Apologia，辩解的意思。）书的最后写到苏格拉底宁愿接受死刑也不放弃自己的哲学信仰的事迹，非常动人。而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大学》和《中庸》，也都是其弟子或者晚辈所著。而且，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极其注重内省的哲学观，苏格拉底认为认识自己、承认自己无知是最重要的，而孔子也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推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这种围绕个人德行修为展开，散发式地对身边人乃至全社会发生影响，从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和孔夫子是相同的。

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一生是一个追求对善的理解的过程，孔子也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止于至善”，甚至不惜于“朝闻道夕死可也”。在苏格拉底看来，所谓善就是“有德行”，而对美德的极其注重，也是孔子思想的基础，甚至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君子之德风、志于道据于德，等等。

但是，苏格拉底和孔子到底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例如苏格拉底与他的朋友们甚至弟子们对话的态度，都是非常平等的。在这些对话中他善于利用逻辑来使对话者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修正看法，从而象剥洋葱一样，从简单的问答开始，一步一步深入，最后达到对真理或者真相的认识。而孔子就少有这种平等的对话，而是以长者身份，权威地发出各种评论。（他言论的正确与否当然需要后世评说。）

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灵魂的医生（physician of soul），的确，人的身体生病了，需要看医生，但是人的心理也会有疾病，可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的说法，而当代的心理医生，往往也是用和病人进行对话来诊断心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苏格拉底因为要唤起雅典人来检查自己的生活、声称人都是无知的而遭人、尤其是政客们的嫉恨，从而被控告两项罪行：1、腐蚀青年；2、不信神。

虽然以苏格拉底的雄辩，最后他还是被500多人的陪审团根据50票多数的结果宣布有罪。法庭要求他要么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言论，要么喝毒参（hemlock，见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里巫婆用的药酒）自杀。

苏格拉底不愿为了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的生命立场，也不愿接受朋友的帮助逃离雅典，最后在朋友和学生们的陪伴下，从容饮下毒酒，说出人生最后的豪言壮语：”我去死，你们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

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师生三代，都认为善的生活就是有美德的生活。但是真正有系统地提出这一点的，是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阐述。

亚里斯多德提出幸福是人的人生目的，而美德是幸福的保障。如苏格拉底所说，一旦你追求美德，其他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幸福是有特别的含义的。作为人，我们今天感到幸福，明天也许因为疾病的痛苦而感觉不幸福，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幸福的含义。而亚里斯多德的幸福观，则是因为具有美德而获得了一种无论在哪种环境下都能保持心态的健康和宁静的能力，这种持久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再受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制约。仿佛人具备了第二天性，无论什么情况下都知道如何保持平静，并把感情转变为理性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发展。

因此，具有美德的生活是幸福的，幸福的生活是善的。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即便我们承认美德可以带来幸福生活，为什么幸福生活就是善的？为什么幸福生活是人的目的？这就牵涉到亚里斯多德对人的定义，即：人是理性和社会性的动物。

而理性，在亚里斯多德眼里，也不是一般的含义，即人们通常认为的，理性是人用思考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实用性工具。而亚里斯多德认为理性是人对思维的高级应用，即不为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思考，而是去思考思想本身。我们不禁要问：思考思想本身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们先提出两种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比如钱，钱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意思是钱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当你用钱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衣服、工作工具等，让你感到满足或者幸福，钱才有价值，所以，钱的价值是外在的。我们接触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只有外在价值的。

而什么是内在价值呢？当我们问你买钉子干什么时，你说，要用它挂一幅画，那我们继续问你挂一幅画干什么？你回答，用来欣赏，我们可以继续问，欣赏画为的是什么？你则回答说，欣赏喜欢的画让我感到愉快或者说幸福，如果我们再问，你要为什么感到幸福？这个时候你只能说，幸福就是最终的目的。即，幸福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它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亚里斯多德的理性就是这样一种为思考而思考的、追问这种内在价值的过程。显然，我们一般而言都是在思考物质的外在价值，例如我们知道高铁可以把我们更快地从北京带到广州，所以我们要坐高铁，这是思考高铁的外在价值，这种思考不是理性的。而思考为什么要快速地从北京移动到广州，思考“是坐高铁快速地从北京到广州，还是坐普通火车以正常的速度从北京到广州，哪一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幸福。”这种问题，才是对理性的高级使用方式。这是理性的动物的真正含义。

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内在价值的幸福是理性的人终极追求，而美德是通向幸福的途径。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美德伦理观。

那么，什么是美德？美德有哪些？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所谓美德，就是孔夫子眼里的中庸之道，即两个极端的“中间值”。例如，亚里斯多德认为有四种核心美德：勇敢、正义、克制和虔敬。勇敢处于两种极端之间，过了就是莽撞，不足就是懦弱，这与孔夫子的“过犹不及”是一致的。

又如虔敬，不够虔敬的人往往自傲，不信上帝只信自己，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一切；而过于虔敬的人又趋于自卑，完全依赖上帝的安排或者期待别人来拯救自己，而无所作为。

或者如克制，毫无克制力的人，屈服自己的欲望，暴饮暴食，太过于克制，又成了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了。

当然，亚里斯多德的中庸，并不是数学平均。相反，亚里斯多德认为这种中庸其实是一种“极端”的存在方式，因为为了这些美德，人需要时刻与自己的感情做斗争，以免那些感情例如恐惧、欲望、嫉妒、憎恨成为自己的主宰而威胁到福祉和身心的发展，即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而变得不自由。（古希腊有一种黄金分割比率，美的东西往往合符这种比例关系，例如一个黄金分割比率的长方形，是看起来最协调的长方形。而维纳斯雕像也遵守这种比例关系，因而极具美感。这种比例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极端会给人带来某种反感。以及人对平衡与和谐的自然追求。）

而人要真正获得自由，就需要用理性来审视自己，think for the sake of thinking - 为思想而思考，而不是出于上述感情而为某种实际的目的而思考，这也就是理性的真正含义，美德是理性的结果，是自由人最高的追求。

美德是善，因为它们最终会带来具有内在价值或者说终极价值的幸福。当然，人也许会发现，具有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生活的一种回报，美德是理性的追求，而幸福就是理性的目的。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不但是理性的，人也是社会性的。（自然法伦理观往往设想一个自然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是自然人，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天然就是社会性的，显然是这种对自然法伦理观的提前反驳，也更倾向于被人接受。）个人对美德的追求，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之必然产物--我们模仿有美德的人生活，另一方面，人不可能只在处理个人事务才具有美德，这美德而必然要牵涉到他人的事务。例如，正义这种美德就不是单独针对个人的，为自己伸张正义，如果没有同时也为别人伸张正义，是没有意义的。自己的正义就是每个人的正义，反之亦然，这是人社会性的意义。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不会存在于真空之中，他的福祉和发展总是不可避免与其他人的福祉和发展交织在一起的。

美德伦理观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的实践性，我们不需要去读康德一整套复杂的伦理学机制 ，或者一整套信仰体系，就可以从社会实践中，从自己的周围、从书中、电影里去发现美德，或者一些美德的样本。美德伦理观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确实具有一种跨文化跨传统的普适性。例如我们的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以及孔夫子对勇敢、公平、克制、虔敬也有许多类似的表达。我们也几乎不可能从任何文化传统中发现勇敢、公平、克制、虔敬这些东西不被尊为美德，只是也许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已。所以美德伦理观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原则。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观还有一个优点，它还注重人的天性之不同，例如，你不能要求一个天生有恐高症的人爬上楼梯的同样高度来证明他和别人的勇敢程度是一样的。同样，不同文化对美德的定义总是会稍有差别，尽管伦理学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差异总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