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不是道德冠军——答快刀丁三兄

丁三兄： 　　最近抽空在帮一个远在札幌的朋友安装debian linux系统，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故而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回复丁三兄的帖子。兄台最后谈到儒家与政治这样的宏大题目起来，我窃以为，这样的东西，非我这等非学术中人可以妄加讨论的。然而，本着思想W界的精神，我还是想不自量力，从儒家和自由主义在道德诉求方面的差异，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引玉。 　　 一、

　　在兄台看来，儒家和乌托邦是两回事，这无非从其实践的角度来看。从老子对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评价，到道释的出世被朱熹痛骂为自私自利，最后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有系统地阐述儒家的经世致用学说，整个脉络清晰可辨，即强调儒家就是“通经致用”。 　　而“力行近乎仁，好学近乎智，知耻近乎勇”这样的实践哲学，往往被后世儒家认为是无法超越极点，圣人的文章，覆盖了从天文地理到社会政治所有层面，“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千古不易的教条，他们认为，只需从圣人的著述中去理解，便可以得到真传。 　　但是，正因为儒家强烈的入世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哲人王的强调。儒家的理想，无非是用圣人之道--所谓“周礼”，来约束这个社会，通过对儒家学说中的理想模式的不断模拟，来构建一个完美的秩序，从“王天下”，到“小康”，最后至于“大同”。这种约束，由于他们首先便要求树立一个德行的最高典范“仁君”，把道德和政治的最高权威全部赋予其上。有了这个与柏拉图的“哲人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仁君”来为天下立德立行，天下人便可以群起而效之，以正心诚意修身为基础，以齐家为起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如此，我们古代中国以家庭为最小单元的“天下”，便好比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小方格组成一个巨大的方格，这个巨大方格就是”在止于至善“的乌托邦。 　　 　　但是，这个“仁君”从何而来呢？儒家学说并没有象柏拉图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僭主身上，因为柏拉图毕竟是也是一个现实主义大师，而他所信奉的也是古希腊的泛神论而不是一个成型的宗教学说，即无政教合一之倾向，他的脑子里便不可能有儒家的“奉天承命”学说，所以他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而这种立法，便要求立法者本身便具有极高的智慧和哲学修养，哲人王便应运而生。 　　而儒家提出仁君--“王”的概念是带有神秘意味的。孔子从成汤伐桀、周武伐纣的历史案例中，总结出一个“天命在兹”的观念，即无德而衰，有德而盛，这种帝王成功之路的模型，在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反复强调，但在那个成王败寇的战乱时代，这种学说只能成为靠强力、智谋或机遇登上历史舞台的王霸们把自己打扮得道貌昂然的扑脸粉。 　　 　　孟子则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学说，并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不过他也是象我们赶牛的时候在把草吊在牛鼻子前面一样，把“王”这个几乎被所有虚伪的诸侯所向往的概念放在他们面前，并引导他们说，唯有实行仁政，才能达到“王”的地步。不过孟子的苦口婆心，还是一无所获。 　　 　　秦自法家而立，秦王对当时与方术混杂在一起的儒家并不感兴趣，因为方术士长生不老的问题搞砸了，秦王便宣布焚书坑儒，号召国民“以吏为师”。 　　我想汉儒要感激秦始皇，不仅因为他树立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可以用来教导几乎是文盲的汉高祖，也因秦王焚书，而保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儒家经典，而使其他学说不见经传了。 　　到了儒术独尊的董仲舒年代，汉武帝因为有忘秦之前鉴而对学术的异常的重视，而儒家的“五德循环”学说因之迅速确立。儒家在这里有一个极其强烈的政教合一的意愿，而不是王怡在《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的所谓的“君师分离”(文中称：“也就是主张“道统”与“治统”的两分，这才是两千年儒学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走向。”）。因为，儒家眼里的“君”，是作为一个最高精神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他本身就是儒家学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孔子被称为“素王”，就是既得天下之君王把自己和孔子类比起来的意淫。“五德循环”学说，也常常就成了成功夺得天下的天子为自己政权合法性做辩护的最佳理论，或者乱臣贼子威逼王道式微的帝王逊位的有力武器，其专制工具之作用，比之儒家用该学说来威胁“君王”不要忘德以免失去天下，以便对其进行约束的作用来，要不知大多少倍。 　　 　　而王怡和丁三兄都认为，儒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帮凶，从而肯定儒家的将来，并期待儒家学术能够与当下社会之民主自由总趋势联姻，我认为那就不是儒家，而是儒家学说中的实践哲学之很一小部分了。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不表。 　　 　　显然，儒家通过“德”这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把政教合一做大做强起来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经过朱子学说浸淫过后的清朝，明君的道德责任被强调的无一复加，而黄仁宇称，中国有把技术问题道德化的积弊，就是于斯为盛。这个技术问题道德化，便是儒家学说的根本，明朝海青天在判疑案的时候，强调“宁屈其弟，勿屈其兄，以存孝也”，便是这种学说的典型。我认为，把一切道德化的哲学根源，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学说，这也是儒家学说的立足点。正心诚意修身，就是建立在这种出发点上的，然而，从“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这个悖论，足以让我们认清，儒家统治学说的失败，的不是王怡说的那样，“在政治制度上的困乏”，而是其学说伦理道德上的人性本善和在政治制度构建上的乌托邦本质造成的。 　　 　　这个悖论就是，修身强调德行，德行真实的基础就是发挥性善论和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齐家，首先就得把自己至于绝对的父权夫权之下。苏格拉底有一个悍妇妻子，家是不能齐了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去“治国”，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纲常与人性善的矛盾，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矛盾，是儒家学说中无法摆脱的困境。 　　 　　显然，“正心诚意修身”有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就是纲常制度，如果没有它，“正心诚意修身”绝不能过渡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纲常是朱子提出的，它建立了修齐治平的内在逻辑联系，“正心诚意修身”只能完成个人使命，而作为家庭乃至社会使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绝对不能在没有绝对夫权和父权的夫妻平等甚至父子平等的现代开放社会依靠前者而成为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儒学，发扬儒学，也只能从前半截入手。 　　 　　由此，家庭与国家的社会概念，也势必要从此分离。把儒学的“正心诚意修身”,和自由民主的“治国平天下”，用孔儒的“人人平等”和荀儒的“人性本私”的桥梁来勾结，或者彻底改造朱子的“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调和理论为伦理学和政治学之两端，来构建一个真正的儒家法制国家。 　　 　　二、 　　 　　自由主义者也无意识地因袭了传统中国的道德化倾向，被同学雷立刚成为“几近道德完美的典范”的自由主义者王怡，尽管号称自己在公共汽车上从不让座，却在其书《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自序中，下意识地不断将自己的道德拔高，便表明了中国读书人的泛道德化情结。这不能怨他，中国的读书人，历来就是被要求作为道德的载体，任何事情，只要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其言说就必然先天不良，所以他们非常关注那些极其容易或得道德利润的话题，如三农问题、下岗工人问题、教育问题，并把个人道德标准洋溢于字里行间。 　　在我认为，这种泛道德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它至少在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言说上，显得辩白无力。首先，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社会正义（实质正义）的讨论，当然，自由主义者是着重于程序正义的，然而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对道德的过分专注，使得他们对于新左派关于中国现阶段情况在社会正义上的高度失衡的论调十分矛盾，如果强调社会正义，就势必要回到大锅饭、平均主义，而继续保守程序正义，就不能不面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道德困境，而这种道德困境，正是左派们反对自由主义的法宝，最容易形成诛心之论的当口。 　　举个肤浅的例子，在乡村选举的实践中，由于黑社会对选举的操纵导致选举的结果不正义，便有人可笑地认为乡村的实际情况不合适搞民主选举，而在程序根本无法合理化、有效化、正义化的中国现实下，实质正义不能产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们终归可以不断地在实践中完善程序，如果穷追到底还不能解决，那么就是体制问题了，非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可。 　　第二个地方是关于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问题，这里最值得讨论的是私产入宪这一非议颇多的话题。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当权贵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疯狂地攫取了社会财富的同时，大量劳动者逐渐陷于贫困和失业，这个时候搞私产入宪，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用社会主义的手法聚敛财富--搞公有制，然后在用资本主义的手法分赃--私产入宪。这种道德逼问的确恐怖骇人，几乎让人无法狠着良心进行反驳。不过，如果首先把道德问题放在一边，理性的分析，无不可以得出这样分析过程： 　　首先，理性假定，任何事情都有个起点，从哲学的角度的而言，怀疑必须有一个终止点，否则怀疑就失去了意义。好比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动，万物总有个起点，无始无终的事物超出人类的理解力，被认为是荒谬的。（由于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无理数，几乎导致以数字为完美化身的古希腊哲学的破产，有理数可以表示为一个分数，如0.74表示为3/4,而在研究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发现的无理数如根号2和研究圆周率时发现的pie，是无法这样表示的，非但不能这样表示，而且其形式完全不确定，这给柏拉图“月印万川”式的理念论造成极大恐慌。） 　　私产入宪也需要假定这样一个起点，否则，对财产来源是否合理合法的追究将耗尽人们的一生而不得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尊重前人的错误，因为人性本私，非法获取财产是难以避免的，在没有完美的制度体系（程序正义）之前，哪怕你是打劫来的财产，超过了追究时效，便必然因为追究的成本过高而被理性放弃。现在的私产入宪，除了对人们合法的有限或大量财富进行保护之外，无非还存在这样一种假定，即，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清白的起点，在这个假定的起点之外的财产，都是非法的，这样，即保护了实质上清白的底层人民的财产，也让那些非法财产（权贵们这些财产往往是不能公开的）时时刻刻地受到技术和道德的两个层面的不断追问，象过街老鼠一样，不能自由自在地逍遥法外。 　　 　　三、 　　 　　在众多的网友ID中，我最喜欢这样一个ID：只谈技术不谈道德。因为道德给人的压力太大，而自由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的是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它与道德诉求无一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又非常需要道德的诉求来取得道德观极强的中国的认同，所以关天的王怡、南朵诸君，在文字中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倾向，较为引人注目，而象温克艰、条顿骑士这样的不“文以载道”甚至冷嘲热讽的自由主义者便不是焦点所在了。 　　在我看来，但凡一个为自身权益而奔走的人，即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为民主宪政呐喊的文人学者，至多算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 　　自由主义首先是利己的，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就是一个典型。然而，道德家们动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则夷狄而下”来打击杨朱这种自由主义行径，而实际上又极度维护君权父权以天下以家为一己之私，实在是伪道学得很。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从人性本私这一基本假定出发，首肯个人的天赋权利，如自由，然后推导出平等、财产权等，再为了满足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精神需要而提出博爱思想，这一系列因果，无不是极其合乎逻辑、完全属于技术范畴而非道德范畴的。 　　网友未有乡富翁讽刺自由主义者时说，他们就象一些闭门造车者，当中国乡村选举举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却躲在屋子里用天平把平等、自由、正义等概念秤来秤去，我觉的这个比方妙极。自由主义学者，大抵就是这样的一个技师，而自由主义者，就是把他们研究出来的技术参数加以应用的实践者，这也就是用数目字取代道德来进行管理从后台走到前台的整个过程。 　　我认为，如果自由主义者在这里干脆放弃遮遮掩掩，直接用技术问题来切入民主宪政的主题，恐怕也是有利于廓清思路，放开手脚的。 　　 　　四、

　　既然自由主义也不是道德冠军，那么剩下的就是技术了。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主义，如果他们能就技术上达成一致，而少纠缠于主义这样的形式和概念上，那么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显然，在一个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社会想要维持自己的固有传统，是非常困难的。开放社会作为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的对立面，无时无刻不会面临三种冲突：一是资源冲突，这在普天之下某非王土的传统中国，是靠强权干预而在极为不平衡的状态下保持稳定的；二是政治冲突，同样，古代中国依靠政教合一的儒家学说把冲突用文字狱、秘密警察等血腥方式镇压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三是文化冲突，中国由于闭关自守，文化单一，儒家文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然而在21世纪的现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这三种冲突，其严重程度大家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生产效率极为低，一旦经济进入高速发展资源剧烈冲突的分配方式，无疑被证明是不能担负起振兴民族的大任的，此其一；其二，由于经济的自由化程度加深，各种利益诉求需要他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各种利益冲突体现在政治上便是政治冲突，现在的权贵资本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总将激发其一场贫富之间的抗争，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至今为能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多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其三，西方思想文化必然的进入，引起民间的各种道德信仰的差异，中西文化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激烈对抗，而无论是提倡以德治国，还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无一不在各种实实在在的实用哲学的冲击下无功而返。 　　既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自由主义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以完全市场化的自由经济来消灭资源冲突，实现资源在无形的手的干预下达到资源的合理条配，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以一个服务型而不是管理型的政府的面目出现，只打击非法行为，而不干预合法行为。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资本主义解决了生产问题而没有解决分配问题，共产主义解决了分配问题而没有解决生产问题。”而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多采取高收税高福利 　　政策，分配不公的问题几乎彻底根除，而我们搞共产主义搞了这么久，作为一个管理得无微不至的政府，不但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生产效率一直低下，只靠对资源的杀鸡取卵式利用和以廉价劳动力搞作坊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做发达西方国家的奴隶而谋取所谓GPD高速增长。 　　其二，自由主义提倡以民主宪政来消灭缓和政治冲突，当各种利益不可调和时，只有妥协并让每一种利益得得到适当满足，才能让冲突化解，这是民主宪政的实质。对利益分配不公而导致的政治异见，高压不是办法，因为哪里由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力越大，爆发力越强。 　　其三，从鸦片战争开始，文化早已多元，文化冲突早就显示过强大的破坏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自由主义提倡用宽容式的道德多元技术来缓解文化冲突，这本来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基本理念，但是在民族主义过多的虚荣和耻辱面前，文化多元往往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之一而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拒绝，尽管自由和平等已经从宪法上得到了承诺和文字性保障，但很多人还是在没有得到自由之前就视其为洪水猛兽，反复穷惯了的乞丐，一想到天天吃烙饼，就担心会不会撑死，实在滑稽可笑。 　　由此三者，我实在不明白，新儒家和新左派，到底可以提出什么样代替的技术解决方案？ 　　 　　五、

　　自由主义反对乌托邦，但自由主义也有彼岸：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民精神自由而物质幸福。这些都不是道德的东西。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预先就设想一个完美的模式，无时不准备把画布抹掉重来，构成了西方暴力革命最有力的鼓动学说（因为所有的预先规定的和谐秩序，都无法解释其合理来源，所以暴力便有了基础。）。同样，儒家以虚构一个大同的社会理想，以礼教无处不在的束缚桎梏人性发展“存天理，灭人欲”，其政治哲学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最后豁然贯通，则事无精粗表里俱无不到”的认知论哲学的自相矛盾，这本身就解释了儒家乌托邦的极度荒谬。 　　尽管与儒家学说同样入世，自由主义却不存在这样的道德理想国，其经验主义的态度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杜绝抹掉画布式的乌托邦工程，对已存的社会不合理方面，以零星工程的技术工人作法，修修补补，逐步把社会变得美好起来。一旦大厦将崩，也毫不放弃，毕竟重建也有其容易的地方。 　　技术性的东西，好比民事诉讼，只需陪审团多数通过即生效。而道德性的东西，就是刑事诉讼，非要陪审团全体通过，达成道义上的一致，才能形成判决。显然，后者的处理要比前者艰苦审慎的多，因其难，所以往往容易泥沙俱下，快刀斩乱麻，中国千百年的历史无不证明，用道德杀人，责任虽重，却是无比容易，用技术杀人，非要做到面面俱到，才方不致于漏出马脚，反而艰难得多。 　　所以，何去何从，我们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 　 本文并不是要写学术文章，草就之下，如果存在逻辑问题和词不达意之处，还望兄台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