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逻辑哲学论》，是实证主义的伟大宣言之一，且一看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它优雅、干净，在倡导怀疑论和采取逻辑思维的立场上态度非常明确。这部《逻辑哲学论》只有短短70页，基本上只阐述了七句话。但这些句子因其严谨性、表达清晰度著称，尤其是，书中他从语言和逻辑的概念中推导出了决绝无情的怀疑论。

《逻辑哲学论》是关于陈述句的理论，即关于什么可以被放进一个命题中，以及什么不能的理论。维特根斯坦说，基本上任何能谈的东西要么可以清楚地说出来，要么根本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笔者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逻辑上非常清晰果决，数学上专业性也很强，又有工程背景，并且对自己的课题倾向于走实用极端，同时又有着对数学严谨性和数学形式的渴望，这使得他的作品有西方哲学传统中其他任何作品都不具备的特点。

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说的七句话大概是这些：第一句是，世界就是全部即成事实。这也许是哲学中最神秘的一句话。听起来很清楚，但我不完全明白它的意思。它当然意味着我们所看到周遭事态，那些简单事实于我们而言就是世界。他这样是要表明，这本书中不会是形而上学，而是对什么可以被思考和什么可以被讨论的一元世界观（笔者注：对应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等哲学家的二元世界观）。在第一句之后，是一系列句子和对每个句子的阐述。他为《逻辑哲学论》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形式，像科学家一样给他的句子编了号。第一句之后是第二句，但第二句之后是2.1，2.01，2.02。换言之，他要在表达出他的观点的所有逻辑蕴涵、所有逻辑含意之后才会继续。 因为他的目标是做到逻辑上完备。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能、什么不能被放入语言中，因为他认为语言的界限至少是我们社会性思维的界限，所以他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说明白的。《逻辑哲学论》中的最后一句非常引人注目，在完成了对这一语言理论的70页的推导和阐述之后，他说，无法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把许多不同种类的言论驱赶放逐到了无意义的领域。

就许多方面而言，没有人比维特根斯坦更能存疑。只有能够表达的东西才能被看作严肃的哲学命题。一旦我们达到了语言的极限，我们就达到了我们思想的极限。超越语言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要避开语言，超越它并消除它，那当我们想沟通、想思考时，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难道要要牵着手，进行“心灵相通”，试图读懂彼此的心思？一旦我们达到了语言的极限，我们也达到了可以知道的东西的边界。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个写下《逻辑哲学论》的年轻人，相信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可能存在的哲学问题。不仅是之前2500年的哲学史中的所有问题，而且是可能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他都解决了。因为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那就要用语言来问，而且人们认为对你问题的回答会是一个陈述句，如果它符合他的陈述句理论，那么就没问题，但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么它只是胡说八道。这种观点的流行表达可在A.J.艾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中看到。你可以把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称为“超物理”，物理高于一切。我们有逻辑，有物理，那才是真正严肃的科学哲学家该所做的事情。其他任何东西基本上都是诗歌、宗教或神经病之类的东西。都不会被真正硬派的哲学家认真对待。

维特根斯坦的这本书只震动了最初能够理解它的一些人，因为它是一本极其艰深的书，无疑也是现代哲学中最难的作品之一。如果你们有谁敢去尝试阅读它，首先要学习形式逻辑，然后耗上一年半载的生命。当这本书出版后，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备受推崇。哲学系的学生和教授都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突破。终于有一个人，只凭自己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哲学方法，不管容易还是艰难，但总还是可以理解和传达，并且它似乎是决定性的。它即便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也是一个非凡的尝试。随着他的作品被人吸收、随着他获得了一群崇拜他，甚至倾慕他的学生和同事，维特根斯坦变得相当地不安。也许这是性格问题。有些哲学家喜欢被崇拜，像黑格尔这样的人，学生们必须崇拜、必须仰视他，这会让他觉得自己走在哲学的康庄大道上。但维特根斯坦却感到深深地不安。他说，能确定我完全正确吗？能确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吗？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我为自己画的这个逻辑圈吗？这本书的严谨性、分析性和形式性，实际上是否可能是错的呢？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因写出这本书而领先于同时代的人几光年，而且在对其提出质疑方面更是领先。在1930年代，当他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巨大的国际成功时，维特根斯坦，这个孤立的、有些奇怪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不得不问自己，我确定吗，我怎么知道？然后开始自我批判这本书，这种自我批判比来自外部的批评更尖锐更有力。所以，就在世界上的每个人开始崇拜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这个最强悍的逻辑高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开始产生疑虑，而这些疑虑引发了他一系列的工作，这些工作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直到他在50年代初去世。

他拒绝在《逻辑哲学论》之后再出版任何书籍，只在抗议之下出版了一篇论文，后来他认为自己不喜欢这样，所以不再发表任何东西。他只在他的学生、朋友和同事中传阅了一些手稿。因为他觉得《逻辑哲学论》似乎太具决定性了，而哲学似乎应该更多地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系列绝对的确定性。他试图摆脱《逻辑哲学论》所具有的逻辑傲慢。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最后作品，是《逻辑研究》，它也是20世纪最深刻和有趣的哲学作品之一。它没有《逻辑哲学论》那么令人生畏或一看就觉得艰深，因为它没有很多逻辑公式之类的东西。但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最困难和严格的作品之一。这是他在哲学上的一种谦虚的实践，这在哲学家中并不常见。此书不是要向我们展示语言的逻辑必然性，而是讨论语言的实际偶然性。维特根斯坦认同我们日常实用语言存在模糊性和困难，它们不是一种抽象的、完全逻辑性的、所有可能的语言结构的架构形式。《逻辑研究》由一系列段落组成，它没有我们在《逻辑哲学论》中看到的一系列句子那样整齐 ，维特根斯坦说这本书还不完整。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写一本好书，但是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只能这样了。

他说，它顶多像是一本相册，一系列用来消除我们理解世界的障碍的手法，这些障碍是由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造成的。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哲学是一场通过语言来对抗智力迷惑的战争。在一个极为逻辑和物质主义的哲学家像维特根斯坦身上，却有很多非常诗意的段落，这一点也许很奇怪。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写作的清晰度和严谨性，无论是在他写《逻辑哲学论》的早期阶段，还是在他撰写《逻辑研究》的后期阶段，都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仅仅为了其中的诗意而读它，以获取对语言和思维的奇特洞察，这本身就是值得的。所以如果你们以后要读维特根斯坦的书，看看《逻辑研究》吧，它非常有趣，且可能比《逻辑哲学论》更有价值。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做出了一个论断，一个基本概念，即语言是世界的一幅画，每个原子命题（小得不能再细分的命题）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世界的事情，或者告诉我们一些逻辑事实。在《逻辑哲学论》中只有两种有意义的命题，一个是演绎命题，另一个是归纳命题。演绎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对此他进行了推导。结果证明，所有为真的演绎陈述，所有的分析事实，实际上都是恒真式。换句话说，它们只告诉你x等于x。可能等式两边都是非常抽象的公式，但实际上化简到最后，结果就是一切东西都等于自己。每个数学方程式的化简结果都是，这个等于这个，没有别的。它并不解释世界，而只表达我们的定义的逻辑蕴涵。这一观点非常干净，非常明确。他的思维像一把剃刀，直接切掉了所有的废话，所有的乱麻，得到了一个基本核心。

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还说另一种命题表达了世界中事务的偶然状态。椅子在那里、观众在这里、我在上下走动，所有这些命题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个别事实。这些都不是恒真式，也不是矛盾，它们只是简单的偶然性。了解它们的方式是通过观察世界。这一命题优雅、简洁、可贵。不过它也许有点太简单了，或者说过于简化了。在他后来的作品《逻辑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再能把语言看作是一幅画，而是要把语言当作一种游戏，一组相互重叠的社会实践。我们没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语言之门。相反，这一系列相互重叠的游戏，在其中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可以涵盖所有语言表达的可能。在哲学史上，一个极具国际声望的伟大哲学家撤回他第一部和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人类自我批评的一大成就，《逻辑研究》展现了他具有对自己和他人的批评能力，以及极为严格的学术诚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玩不同种类的游戏，语言可以算其中一种，这些游戏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有一定程度的歧义。实际上，语言的多样性使得任何试图找到一个通用算法来打通所有关卡都是不可能的。这里，发生了一个卓越的学术转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语言游戏的概念，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它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与他先前提出的概念有什么不同。这就要提到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学会一个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给一个词X下定义，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如何知道X的？你会怎样把它教给一个六岁的孩子呢？我们所有六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学习英语单词，一个一个地学。问问你自己，你会怎样讲解一个词。那将告诉我们关于这个词的很多含义和这个词的重要之处。维特根斯坦特别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使用一个词？他这里发展出来一个口号是：“不要问含义，问用法。”如果你想知道词X是什么意思，问问自己怎么使用它，它有什么用处，当你知道如何使用它时，你就知道它的意思了。这种从逻辑必然性到实际偶然性的转变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转变。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游戏这个词。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大致知道游戏是什么，问题在于定义。我们如何定义游戏？假如有一个六岁孩子叫约翰，我们想要教约翰玩一个游戏。实际上大多数六岁孩子已经知道什么是游戏了。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如何教会约翰游戏这个术语？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理解了游戏这个词呢？我们对游戏这个词进行定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得不退一步来看看维特根斯坦与西方哲学传统在对抗什么。西方哲学传统中定义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类似于元问题的问题，一种让我们上升到新台阶的问题。最好的例子、最好的对比就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经常问别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定义，在每一部对话作品中，苏格拉底都试图对一些重要的抽象概念下定义，事实上，在下定义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对什么才算是定义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熟悉《理想国》的人知道，苏格拉底要定义正义；熟悉《斐德罗篇》的人知道，苏格拉底要定义爱；熟悉《美诺篇》的人知道，苏格拉底想要定义美德，当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给了他一堆例子：将军的美德、士兵的美德、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苏格拉底说，不，不，我不想要美德的例子，我想知道美德本身是什么，我想知道所有美德共有且仅属于美德的特质。换言之，苏格拉底想要像定义奇数或三角形那样定义美德，他希望定义的标准像数学一样严格。这源自于希腊人主要关心的是数学认识论问题，至少柏拉图是如此。苏格拉底通过显示没有人理解什么是美德、正义或美，没有人能说出美德、正义或美的形式而赢得了很多争论。没有人能告诉他美的每个实例所包含的、且只有美的实例才包含的东西是什么；关于美德也是如此。苏格拉底选择数学实体作为他想要的定义的例子并不是偶然的，数学的东西很适合他那种定义。而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一个困难，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东西不能用这种方式定义。换言之，他认为苏格拉底是在无意识地拿着学术大棒要求别人做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是，当别人试图给他想要的答案时，会显得很愚蠢，因为他们在追求不可能的目标。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崭新的思考。让我们回到约翰和游戏。约翰懂得游戏，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对他说，约翰，每个游戏都具有以下特点，而且只有游戏才具有以下特点，这就是游戏的形式。事实上，如果要求告诉某人游戏的形式，换句话说，如果要求你说出每个游戏都有而且只有游戏才有的特性，你会遇到各种困难。问问自己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井字游戏有什么共同之处，扑克和国际象棋有什么共同之处，追人和躲猫猫有什么共同之处。问问自己这些东西是否有一个共同特征，表明它们都是游戏。如果它们没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怎么能明白地使用这个词呢？说所有这些都是游戏是什么意思呢？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怀疑论的潘多拉盒子，但他还能把它合上，这非同寻常。再让我们回到约翰和游戏。我们教约翰玩躲猫猫，或者一种纸牌游戏，下跳棋，等等，我们怎么知道约翰什么时候懂得了游戏的意思呢？我们靠观察约翰的行为，看他如何用这个词，知道把这个词放在语言中哪个位置，例如，如果他说，我用来写作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游戏。我们则会说，不，约翰，那不是游戏，那是一支铅笔。游戏是躲猫猫、下棋或打牌这样的东西。我们不会说，约翰，游戏的形式是这样这样的。我们只给他举些例子。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要说的是，事实上，所有人，不仅是约翰，都通过例子来学习像游戏这样简单的日常事物的用法，这叫做明示性定义。它与苏格拉底的本质定义相反，后者通过指定每个X都有并且只有X才有的一个特质来定义。维特根斯坦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可以涵盖某些定义。实际上，它可涵盖大多数定义。这就是通过给出一些例子来定义。因此，如果你想教一个不懂英语的外国人什么是椅子，你就指出它的一个例子。你说，这是一把椅子，那是一把椅子，那也是一把椅子，等等，然后等你厌倦了说“这是一把椅子，那是一把椅子，那也是一把椅子”时，你就停下来了。这时你想知道这个人是否理解了椅子这个词，就问他，你能在一个句子中使用它，然后指出一些椅子吗？如果他指着天空，或者指着山，你就会知道他还不明白椅子是什么意思，你必须给他更多的例子。相反，如果他说，这是一把椅子，那是一把椅子，那也是一把椅子，那么你就有理由认为他理解了椅子这个词。这不仅限于游戏这个词，也不仅限于椅子这个词。这几乎涵盖了我们每天使用的所有词语的定义。比起柏拉图和斯宾诺莎来，后者用最深奥的知识结构让我们困惑，而维特根斯坦则用我们衣柜里的东西让我们困惑，他可以用桌子上的物体让我们深思。他告诉你应该如何使用糖或盐这个词，这太奇妙了，但又不奇怪。维特根斯坦让我们回到了实际经验世界中使用词语的方式。

他的职业起初是工程师，然后进入数学领域。对数学形式的渴望让人们牺牲了常识。而他这是对常识的复兴，这是一种报复性的常识追求。想想六岁孩子的典型例子。如果他们能理解游戏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哲学家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如果我们不能指出每个游戏都有并且只有游戏才有的一些特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东西存在呢？这听起来可能不太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停下来想一想，比如有一个学者，他一生都在努力弄清楚是什么让美丽的东西美丽，他听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看了伦勃朗的肖像，看了西斯廷教堂，看了很多东西，并且在职业生涯中苦苦思索，20年、30年、40年，试图找出所有这些事物具有的共同品质。他的困难也许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本来就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共同点来统一它们，也可能存在一系列重叠的共同属性，让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略和近似的方式提及所有这些事物，但这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柏拉图式的终极精确性。它不会让我们变成逻辑机器。对最终逻辑精确性的要求可能就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我们语言的模糊性。也许当我们寻求椅子的形式、每一把椅子都具有且唯有椅子才具有的本质特征时，我们可能是在提出不可能和不合理的要求。也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系列在我们生活中的语言游戏里大致实用的例子。换言之，即便我不能指出每个游戏都有且只有游戏才有的某种特性，并不意味着你不懂我使用“游戏”这个词的意思，也不意味着我不能教给约翰。还想要我们做什么？再多就是不可能的要求了。这是一个想法很有趣。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柏拉图可能会第一个说，你怎么知道你真正理解了某事物？也许约翰以后会滥用这个词，而且用例子来定义事物是有本质歧义的。即，当你涉及游戏、椅子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周边例子时，总会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属于椅子或游戏的范畴。例如，玩偶房的椅子是椅子吗？王座呢？如果你坐在一块石头上，石头算不算椅子？在边界上确实可能会存在困难。柏拉图会说，要么讲逻辑，要么什么都不是，给我完整的确定性，否则我可不想听。维特根斯坦的答案简洁而颇具诗意。他说，当你要求绝对的逻辑精确性，要求在属于和不属于某术语的事物之间进行严格明确的区分时，你是在提出一个不可能的要求。例如，他大致这样说，一张模糊的照片还是照片吗？它足够让你达到某种目的吗？这取决于你想要它用来做什么。换言之，一个模糊的定义是定义吗？柏拉图会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绝对的确定性。这就是希腊传统的全部内容。维特根斯坦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语言，问题也不在于我们的思维，问题在于对椅子的本质的绝对确定性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东西不存在，只有这把椅子、那把椅子和另一把椅子，而正如我们在模糊的照片中发现的那样，我们以这些方式下的定义中总有一种模糊性。想象一下卫星地图中的美国，你可能会抱怨说你的后院不清楚。维特根斯坦会说，如果需要更高分辨率，我们可以像语言游戏中那样添加分辨率。但是如果我们只想要一张美国的卫星地图，这就足够了。如果你想要你的后院，如果这种语言游戏要求我们将问题降到后院的水平，我们总是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具体细节。我们不必非要先给语言中所有的单词下终极本质定义，才能开始讲话。讲话优先、行动优先，随后才是逻辑系统化。如果它在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中产生了可笑的歧义，问题就不在于世界，也不在于我们的语言，问题就在于对绝对确定性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绝对精彩。想象一下，我们那个可怜的学者看着西斯廷，听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欣赏着伦勃朗，然后说，我一直问错了问题，我能找到的只是在不同事物上重叠的美的元素，它们可能有些大致相似之处，但那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因此，我们不再追求柏拉图式的美的形式，而是肖像画特有的美，也许我们可以精确一些来定义它。我们也许可以将各种音乐片段的特有的美，一个一个联系起来，或者加以区分。但问题总不在于世界，而在于我们对逻辑严谨的过分要求。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一些原则来维系我们的世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危险。比如说某种语言中的词x指的是女士鞋、所有超过200的数字和龙虾，可这些事物之间没有联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如此彻底分立，以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话语完全是任意的。维特根斯坦为此提出了另一个极妙的诗意的范例，这就是家族相似性。假设有一家人姓史密斯，他们看起来都大致相像。有人高些，有人矮些，有人重些，有人轻些，有人头发长些，有人头发短些，但他们是大致相像的史密斯一家人。我们叫他们史密斯一家，是因为我们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家族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说，让我们从这个概念推断下去，提出所有椅子都有家族大致相似性这个观点。它们是人造的，你可以坐在上面。自然地，边界上会有些模糊，例如玩偶房的椅子是椅子吗？王位是椅子吗？汽车前座是椅子吗？当然，这取决于你想用它们做什么。但关键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称这些不同的东西为椅子，因为它们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使我们能够将这些普通名词或者这些普通名词指向的事物归为一类。这种家族相似性概念正是我们在试图定义一个术语时想要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例子来教约翰时，我们不会选择那些不清楚的奇怪例子，而只选择那些非常明显的东西。当约翰问到一些可疑的情况，比如玩偶房的椅子是椅子吗，我们会说，这取决于你想用它做什么。如果你是说玩偶房，也许可称它为椅子；如果你说的是可以让人坐在上面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椅子。这取决于你玩的这个语言游戏。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游戏的定义。游戏这个词有意义的原因似乎是因为游戏都具有大致的家族相似性。扑克与桥牌类似，因为都用牌玩；国际象棋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跳棋，因为都在64格的棋盘上玩；而国际象棋在某种意义上又类似于扑克，因为两者都受到规则的约束。但仍然会有困惑的问题和模糊的例子。例如躲猫猫。如果我们说游戏是受规则约束的人类行为，这里的的困难是没人在玩游戏之前向婴儿解释躲猫猫的基本规则。你只是玩躲猫猫，它没有任何规则。又或者说，躲猫猫可能有越位吗？躲猫猫到底是不是游戏？如果你为某个目的把它包括在内，比如说，作为一种亲子活动，那它就是游戏。但在成年人中间，做这种事情是很奇怪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说游戏是受规则约束的行为，那么它就不是。那么，是否能够将它绝对化这一点还有什么重要吗？维特根斯坦指出，不重要。这是从物理学至上主义的解放，对常识和日常经验的赞叹。他对学术的无比诚实，让他取得了突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粗略表达、日常语言、我们生活的真正方式的领域。

维特根斯坦在一段非常难忘的话里提到，有一个数学家曾试图要求完整的逻辑严谨，他的名字叫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他说，一个没有完美定义的术语就像几何中一个定义不完整的区域，如果它没有完全被界定，那它就不是一个区域，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定义。但维特根斯坦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大致站那里是荒谬的吗？难道我必须用笛卡尔坐标明确指定我想让你站在哪里吗？任何人都明白大致站那里的意思，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如果你迷惑了，那你是在迷惑自己。哲学就是对抗我们的智力被语言迷惑的斗争，这是多么睿智的认识，多么伟大的思想家！

不过，这里还有一堆的困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么知道别人是否理解一个术语？当我们看到他像我们一样使用那个术语时。如果他以一种好笑的方式使用它，比如约翰指着他的铅笔说，这是一个游戏，我们会说，不我已经告诉你一百次了，那是一支铅笔不是一个游戏。如果约翰有一点头脑，他最终会想到，游戏是象棋和跳棋之类的东西。好好学习语言吧约翰。这里的意思是，我们以约翰的行为来判断他是否理解游戏这个词。这样做，几乎就是完全撇开意识或心灵这些智力的内部因素。换句话说，关于人是否理解游戏这个词的理论，根本不涉及你的心智体验，也不涉及你的主观理解。它仅涉及到你的行为方式。如果你没有通过某种行为表现出你理解游戏这个词，那么严格来说，我无法判断你是否真的理解它。换句话说，它非常接近一种哲学行为主义。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是将心智、自我或主体推回去，但不是像许多更激进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做的那样将其废除，奥托·诺伊斯就是这样做的，A·J·艾尔也是这样做的。维特根斯坦所做的不是把自我、心智或主体推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推到一个无尺寸的点，不占据任何空间，不包含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完全不可参透的黑匣子。但他并不否认人们有自我，他只是说自我是无法访问的。这样一个人的孤独难以想象，因为这强烈地意味着你无法了解其他人的心思或者其他人。因此，这种行为主义表达得非常有力且具有诗意，不容易反驳。而且，维特根斯坦可以用厨房桌上的东西来让迷惑我们，他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迷惑你，比如任何日常物品或日常活动。特别是，他提到许多观察或思想实验。例如，他说，假设我们教孩子做加法，或者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懂得做加法，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加法题让他做，然后看看他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如果他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会说，好吧，这个人知道如何做加法。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测试他们，而是观察他们进行某种活动，参与某种行为，我们能够有理由确定他是否知道做加法吗？想象一下下面这种情况，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奇特光彩，他说，如果有人声称知道加法，但从来没有在纸上做过加法题，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证明过他懂加法。他只是说，我做了很多加法题，但我都是在脑子里做的。这种情况得有多奇怪，如果他不愿意做给我们看见，我们怎能确定这个人懂加法，凭信仰吗？再想象一下，看我们能走多远。假设有人声称他懂瑞典语，但他从未说过任何瑞典话，也从未阅读过任何瑞典书籍，但他们却指望希望你相信他们懂。你看到问题了吗？也就是说，除了看人的行为之外，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理解一种观点、概念或程序。唯一的代替方案是读他们的心思，手牵手进行“灵魂相通”，看看我们是否能直接了解他，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回到行为主义，用外部活动来作为判断约翰是否理解某事物的标准。事实上，当每个一年级的老师想知道班上的孩子们是否懂加法时，都会给他们做测试。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让孩子们紧张，而是因为这是唯一方法，你不能凭信仰。

这是一个非凡的突破。但它也有一些困难，它倾向于将我们锁在自己的心智中，并且它倾向于使得给出一些可以令人满意地相信某种经历的行为变得非常困难。维特根斯坦在《逻辑研究》中问，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让苍蝇飞出苍蝇瓶。换句话说，我们被成长中接触到的语言所迷惑，我们往往感到困惑，因为语言本身充满了奇怪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它的使用方式才能确定和解释。所以说，不要问意义，要问用法。如果你还是不清楚，那么还可以问，这个词是如何被学到的？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研究》中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疗法：我们有概念上的肌肉痉挛症，或者说概念上的疾病，而他是则一个理疗师，学术医生，帮助我们改善思维，为我们因使用语言而产生的误解和混淆提供疗法。不过，《逻辑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不完整。关键是，重叠的语言游戏数量无限，不仅它是不完整的，而且哲学本身也是不完整的。这本书的不完整性暗示了一个事实，即哲学事业没有结局，这与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的观点截然相反。那时，他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其他一切都只是清理柏拉图主义2500年来留下的混乱。现在看来，哲学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人类的困惑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没有一把万能钥匙，没有一个通用的线索能够引导我们走出语言的迷宫。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学习各种社区中使用的局部规则，以及不同生活形式中特定的语言活动的局部规则。一旦约翰学会了如何使用“椅子”这个词，并用它来指代这样的东西，那么他就理解了什么是椅子。这不仅适用于椅子，而且适用于语言的一切。他所做的是解除我们对那些我们认为是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东西的困扰。问题不在于世界，也不在于语言，问题在于我们对它的不合理的要求和期望。从广泛的角度而言，他所进行的治疗是摆脱对终极确定性的柏拉图式要求，并转向一个实用的基本标准，即如果它起作用，那就行了。如果它没问题，就不要修正。如果约翰能使用“椅子”这个词，那么他就理解了椅子，他能不能告诉你椅子的形式是什么无关紧要，事实上，那可能是一种浪费时间，因为很有可能椅子根本没有形式。每把椅子都有且只有椅子才有的一个特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重叠的语言游戏，其中一些比其他一些更精确。如果发现有些对我们的目标来说太模糊了，我们随时可以增加语言使用的精度，直到它再次有效。然后，除了一些需要过分注重细节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再去追求精确了，因为如果它没有问题，就不要修正。维特根斯坦消除了我们数百年来的不必要的担忧，以免我们终身追逐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到《逻辑哲学论》的第一句话：世界就是全部既成事实。而且，我们对无法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逻辑哲学论》中，作为一个逻辑的、科学的人，他说伦理学、神学或美学中的命题是无法表达的。对于他来说，这些领域太过模棱两可，词语太模糊。后来，他提出了这个模糊照片的观点，说我们可以谈伦理学，可以谈美学，可以谈神学，只是它们歧义太多。但问题是，我们模糊的话语是否妨碍了我们互相理解？如果我们理解了某人谈论美、上帝或宗教时所说的话，如果你可以知道他们是否在恰当地用词，那么它就运作正常。如果它对我们的目标而言太模糊了，那么就将其调整到更高的精度。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从极端怀疑中解脱出来，而且也不再像小狗一样不断地追逐自己的尾巴。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代表了一种从哲学傲慢的回撤，他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英雄，因为他不仅愿意批评别人，而且愿意批评自己。当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良知上有疑虑时，他不愿接受“哲学突破”的恭维。

作为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过去500年的哲学史中无与伦比、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灵魂之一。就他的生活经历而言，他又是一个最孤独、最远离人群的人。这一方面来自于他极端的逻辑严谨性，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提新问题的意愿，甚至还有他颠覆自己的结论的意愿。但它也与维特根斯坦本人希望将哲学导回到世界的目标有关。即他所主张的：对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而《逻辑研究》让我们看到，需要沉默的领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