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大陆哲学中一种相对模糊的思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存在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先驱是基尔凯郭尔和尼采， 奇怪的是，各方面如此不同的基尔凯郭尔和尼采，却被视为同一学术倾向的先驱。

尼采认为自己是反基督，是西方哲学的终结，是对神学和有神论的最后致命一击。而基尔凯郭尔则认为自己是终极基督徒，他愿意为了基督教牺牲所有理性、所有逻辑，甚至整个希腊传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为何被视为先驱？他们可能是什么的先驱？他们二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个体”。他们做出选择和判断，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许可。他们自主决定，不受他人意见和任何既定理性规范的影响而做出自己的承诺。这一点特别重要。基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道德英雄主义的信徒，或者对尼采而言，是非道德的英雄主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不管任何情况的英雄主义，这是20世纪存在主义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尼采和基尔凯郭尔强调个人必须面对一个本质上混乱的世界，做出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我们必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类境况中挣扎，我们必须在没有任何良好理性基础的情况下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痛苦。基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两位伟大的“个体”，迫使我们开始思考个人选择的痛苦、独立于传统智慧之外甚至独立于理性本身所需的英雄主义。

在20世纪，有许多东西借鉴了这些倾向，而不仅仅是从这两个人的实际著作。在存在主义中，主要是一些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家，他们试图阐述20世纪人类的困境。我们是一群人，或者说一个文化整体，对宗教不再那么严肃认真。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对世界的神话解释，然而我们仍然有一些曾经是凭宗教来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需要做出是非判断，我们需要决定如何生活。我们需要找到某种方式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这个时代想要我们成为的一个密码或者社会保障号。换句话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它组织松散，没有特定的教条，除了要求个体必须直面没有任何解药的个人境况，这种个人境况中，也没有任何东西会防止你去直面做出选择的痛苦和烦恼，而且这些选择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马丁·海德格尔。读过海德格尔的人可能会发现刚一开始他和其他人一样令人困惑。但这不是像读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困惑。当你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时候，你感到困惑的原因是你必须非常谨慎地、一字一句、一行一行地读，因为一切都连接在一个完全连贯的数学秩序中。当我们读海德格尔时，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他使用的语言，他创造的术语，尤其是他提出的问题。马丁·海德格尔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他得出的答案，因为当你读他的书时，你会发现答案并不多，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有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贡献。海德格尔说我们必须处理“Dasein”（存在于世界中，见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讲座），你花费大量时间追自己的尾巴，试图弄清楚“Dasein”是什么，因为马丁·海德格尔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不屑于下定义。

他采取了我们在英美哲学中所看到的提高精确性发展倾向的反面极端。他致力于增加整体的综合性。他要试图厘清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说不能清楚表达甚至不能思考的东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Dasein”是世界中人类存在的模式。这里所说的世界并不是空间和时间的世界，也不是实证主义者的世界，而是人类世界，是判断、承诺、联系的世界，人类生活的社会世界。我认为，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学术生涯结束时所暗示的，当他谈论语言与生活形式相连时。各种生活形态聚在一起形成了“Dasein”，这是在包含各种意义的世界中而不是在包含各种对象的世界中作为人类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想要做的是弄清楚Dasein是什么，换言之，弄清楚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他要问些大问题。在这方面，他是德国和欧洲哲学传统的继承者，他希望全面覆盖，并且愿意牺牲逻辑精确性以对人类境况进行完全和综合的处理。海德格尔遇到的困难，或者他说我们都必定遇到的困难，是仅仅通过成为一个人，仅仅通过面对Dasein，仅仅通过成为人本来的样子，我们会被迫去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存在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被迫面对困难和提出问题，而我们预先就知道这些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我们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被迫提出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并被迫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通过逃避，除了通过拒绝回答成为一个人的意义之外，没有逃离这个困境的办法。所以说我们只是差一点就能成为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我们就在天堂的门外扎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任何最终的答案，但我们无法避免提出终极问题。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境况。当你从本质上直面成为一个人的意义时，那就是Dasein内涵。你能看出这与基尔凯郭尔之间的关系吗？考虑到我们最终得不到满意的理性答案这一事实，在基尔凯郭尔那里，这一点导致他忽视了理性传统，将其作为障碍摆脱。相反，海德格尔说他不会借助于宗教性的伪答案。他将通过直面事实、处理事实并撰写一本或一系列关于我们必须提出大问题却几乎没有答案的事实来维护学术尊严。因此，海德格尔把我们留在了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而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就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意义、真正觉醒的意义。海德格尔还说，他经常使用技术术语，我们必须直面“Befindlichkeit”。Befindlichkeit的意思是觉察到自己被扔到一个既非我们创造也非我们理解的世界中，而且我们无论喜欢与否都要去应对它。面对一个没有伦理结构、没有本体结构、没有逻辑结构、没有任何结构的不可理喻的、只有一个经验接一个经验的世界的结果就是”Sorge“，这在德语中意味着恐惧、担忧或关注。换言之，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看到自己真正是什么时，普遍的人类境况或普遍的人类情感就是恐惧。这直接来自基尔凯郭尔书中一页。恐惧的概念、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可怖境遇、随着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觉醒的主体而来的担忧，都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什么是不确定的，世界是什么更是不确定的。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艰难前行，但艰难前行也有好有坏，具有相当不确定的特质。因此，这是一种几乎把不确定性作为为美德的哲学，它不仅永远不会得出任何最终结论，而且实际上认为这就是意义。海德格尔说，哲学始终是“unterwegs”，意味着在路上。换言之，哲学始终在通往某个地方的路上，就像一次从未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且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意义。这是一种有点反常的看法。老实说，这是一个心碎的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再把形而上学、另一个世界和柏拉图的形式领域认真对待时，当实证主义者看起来已经接管了时，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未来的理想主义者退缩了，并断定，不，这世界要复杂得多、这世界要不确定得多、世界要比任何实证主义者想象得更难对付。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的典型主题不是粒子的位置，也不是电子的性质，或者任何科学问题。存在主义者的典型问题是恐惧、担心、焦虑，是维特根斯坦或至少是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实证主义思想家甚至无法提出的，更不用说回答的心理状态。实证主义者无法提出或回答关于心理状态的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排除了灵魂。没有什么可谈的。所以，你的恐惧、你的恐怖、你的担忧、你的希望、你的欲望，都不科学，不适合真正的哲学家讨论。存在主义者颠倒了这种倾向。他们说，不，这才是哲学的全部意义。实际上，海德格尔有着极强的技术恐惧倾向。读过他关于技术问题论文的人会看到真正的技术恐惧，对科学和技术的回避，因为它干扰了我们认识自己是什么。它妨碍了“Befindlichkeit”。所有的物件和我们对物质现实的鼓捣都防止我们意识到人类境况是不确定的。它没有界限，没有规则。从科学和技术中获得的伪安全实际上对我们获得认识真正自己的自我意识构成了威胁。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意图。在这方面，你可以将其视为对德国和大陆传统的延伸、推断。

自我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是一件大事，对柏拉图他们也是如此。但海德格尔却利用这一点，将无法最终描述人类境况这一点视为自己对人类境况的描述。因此，他打算超越实证主义者。如果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以及他那样的人要说除了物理和逻辑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理性地表达的东西，那么海德格尔和其他那些技术恐惧症的存在主义者将质疑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言说。宁愿是地狱般的沉默，也不愿是充满科学家的炼狱。德国人、海德格尔打算让我们摆脱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再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了。相反，我们可以沉浸于人类境况的焦虑和困难中。我们可以直面Dasein，至少我们可以用最真实的虚无主义方式来生活。我们可以选择虚无主义。这个特别的选择似乎是最好的、最真实的。每个存在主义者都有一套术语，它指的是我们要懂得和应付一个事实，即我们所能理解的不多，我们所能处理的更是不多。因此，海德格尔阐明了对西方哲学的一种批判，即整个西方历史上所有的所谓解决方案实际上都是伪方案。事实上，人类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你必须直面Dasein，接受它，并应对它。对此，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所有的替代方案都更糟，都是自欺。无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自欺。如果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宇宙，我们至少可以不要用其他方式来让它变得更难理解。无论人类心灵多么有限，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自欺。

海德格尔的做法是试图迫使我们回到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之前，回到苏格拉底将一些名词绝对化成为形而上学的 结构之前，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做法已经使我们误入歧途。形而上学的诱惑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大错误转折点，它的后果是，我们被困在寻求答案于某种永恒领域中，此领域独立于时空之外，独立于人类真实境况之外。这些虚幻的东西阻止了我们理解自己的局限性。而海德格尔想做的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本质上，他想迫使我们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人们对世界的概念，在那里，至少我们不会用一系列像柏拉图的神秘的形式那样的伪答案，来掩饰我们境遇的模糊和困难。因此，海德格尔可以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前苏格拉底人”。他喜欢阿纳克西门德、阿纳克西门尼斯和赫拉克利特，并且他所写的许多作品与对前苏格拉底物理学和前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分析有关，这并非偶然。他注重的大多是试图补救苏格拉底所造成的损害，苏格拉底代表了对知识、理性和确定性的渴求，要消除所有幻觉，有害的幻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讨论Dasein，试图向我们解释作为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以及生活在人类所拥有的世界中是怎么回事。请注意，与英美传统中描述外部世界的方式相比，这几乎是一种完全内省的哲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世界的运作方式几乎无关紧要。逻辑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娱乐，但真正的哲学家并不特别关心它，因为哲学被迫面对的问题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当然也没有逻辑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一系列逻辑证明，并找出你应该如何行事，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逻辑算法，让你选择公正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不公正的政治体制。你尽力而为。不要试图创造任何可以解释它的理论，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自行承诺，然后去做。这是一种个人选择的哲学。

我认为，这种哲学方法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曾经问过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什么不写自由体诗，为什么坚持把韵脚和诗歌的形式保留下来。他说，写自由诗就像打网球时没有网子。没有规则的哲学完全是主观的，就像打没有网子的网球一样，因为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一手给，一手拿。像海德格尔这样，当他说人类的问题没有最终解决方案时，也同时告诉你必须直面Dasein，因为这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可以解释它的术语。但事实上，他无法超越他自己的主观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当你阅读他们的时候，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后，你接受了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时，存在主义者们听起来像是自说自话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们的意图。除此之外，这也解释了存在主义著作的诗意本质。事实上，他们对焦虑、担忧、关切以及对所有极端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强调实际上更像是诗歌而不是哲学。也许维特根斯坦的早期阶段是错的，也许我们不必对我们无法讨论的事情保持沉默；也许我们必须从科学转向艺术；也许我们从逻辑转向诗歌。基本上，海德格尔的作品，像《存在与时间》以及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的作品，都成为了赞美诗。它们是关于主观性的诗歌。在这方面，它们与20世纪的文学传统的关系几乎和哲学传统的关系一样。存在主义中诗歌和哲学之间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这既与其系统的逻辑结构有关，也与他们所做的实际超越了所有边界有关，事实上他们根本反对边界这个概念。艾伦·金斯伯格说过，拿掉门框里的门，再拿掉墙上的门框，还原所有的结构，只对付你自己。做出你的判断，并尽力而为。

海德格尔影响深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他的许多学生成为了存在主义者。像基尔凯廓尔和尼采一样，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存在主义者。他们变来变去是因为他们都是“个体”，因为这是一种哲学，说的是要成为一个“个体”，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要试图创造一些伪方案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对是非的判断没有最终的基础，我们做出的思考和行为没有终极基础。杜绝那个企图，而是让人们面对没有规则的事实，门已从门框中被拿走，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一点。

让我们来看看让·保罗·萨特的作品。他比海德格尔晚一点，他的作品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外推出来的，但是更容易阅读。说实话，很少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晦涩难懂的东西。萨特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但更易于理解，你可能会发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在萨特那里也被提出，只是答案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如果你打算阅读存在主义者的作品，首先尝试萨特，在阅读他具体的哲学著作之前，先尝试他的文学作品。

先让我们来看看海德格尔想要问的问题。海德格尔不像科学哲学家那样提问，即问什么样的东西存在，他想提的问题是，是什么让事物存在？当然，当你提问时，不是问关于存在的事物，而是问事物存在是怎么回事时，你已经迈入了哲学的深水区，而且没有人能告诉你是否会找到底。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观点本质上是要告诉我们，这类问题没有底，但我们必须问，存在是怎么回事？海德格尔不想去知道人类了解什么，而是想知道了解什么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想去知道我们能够思考什么。他写了一整本书叫做《什么叫思考》，它只考察思考一样东西意味着什么，而不管你头脑里到底想着什么。你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根本无关紧要。无论你头脑里想着什么，都没有你的头脑思考一样东西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意义更重大。因此，他通过改变思维的方向来改变思维的结构。我们不再试图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描述外部世界，而是试图以尽可能的精确性描述人类心灵的世界。我们不是在谈论我们知道什么，而是在谈论知道某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在谈论存在的事物，而是在谈论事物存在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谈论存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海德格尔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所有回答这类问题的尝试最终都会变成沉默。而这就是萨特从海德格尔那里接手的地方。他试图回答海德格尔让我们无言以对的问题，或者实证主义者让我们无言以对的问题，萨特试图用诗意方式回答20世纪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我认为，萨特最好的作品是他的小说和戏剧，因为它们是他的主要哲学概念的诗化例子，这种方式不仅易于理解，而且事实上最好。人类的焦虑问题、不确定性问题、不可决定性等问题是萨特的小说和戏剧中的重点。萨特说，基本上，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之所以不同的，是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根据萨特的说法，我们注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做出没有逻辑基础的选择，而且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命中注定的自由，除非自欺。用萨特的话来说，自欺即意味着缺乏本真。我们应该是本真，我们应该直面真正的自我，直面伴随着它的模糊、焦虑和痛苦。而且，萨特想要更进一步，他不仅说我们不同于其他人，而且他还创建了一种所谓的口头公式来描述它，这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无》中衍生出来的，而《存在与无》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后期演绎。

他说，存在两种事物，En Soi和Pour Soi（法语，In itself，For Itself），即“本身之物”和“为己之物”。换句话说，像桌子、椅子、咖啡杯这样的东西是“本身之物”（笔者注：things-in-itself），它们没意识，是客观物体（简称客体）。另一种是“为己之物”，这意味着有意识的人类主体。这种区别，即自然界、感官世界，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区 别，这是古老的对有灵魂的东西和没有灵魂的东西进行形而上学区分的复兴。注意，在一个纯粹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中，是不会有自由的。所以萨特就敲着桌子坚称我们都是自由的。说实话，虽然我并不完全相信这种敲桌子的观点，但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好像我们都在做出选择，并如此体验世界。如果我们的物理学发展到了某个地步，让我们相信或者能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我们其实没有做出任何选择，我们没有任何自由，那么萨特会说，那种科学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做出痛苦决定的负担的方法，没有根基可言。所以萨特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无法绕过这个事实。这就是人类的境遇；这就是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的意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是萨特哲学的基础。他说，作为主体生活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怎么回事？在这方面，当他把世界分成主体和客体，意识和事物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像康德那样分割了世界。我们谈到过康德对伦理自由的关注，康德认为人类生活、人类主观性以及人类心理不能完全纳入牛顿力学规律中，所以我们必须把世界分成物质的和形而上学的。萨特想做到这一点，但又不涉及形而上学。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显然，那种将世界分割成主体和客体的学术倾向，似乎有点类似，但形而上学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撤回这些讨论，并尝试以一种被当代世界理解的方式重新阐述这些问题。康德不得不将伦理学与牛顿力学调和。而萨特想要将他持有的伦理学理论，与20世纪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不快、充满悲惨的可怖、可悲、令人剧痛的世纪这一简单事实相调和。那么他要干什么？大致如此：与其像康德那样假设上帝存在作为其体系中的一个要素，萨特假设上帝不存在。他的论据大致是这样的：人们发明宗教神话和宗教幻想是为了摆脱凭空做出决定这一负担。所以如果你能抓住一些明显确定的东西，比如《十诫》，你就可以避免去决定是否可以杀人、偷窃或通奸，以及其他所有《十诫》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换言之，在萨特看来，人类发明宗教系统，以及为什么他们仍然被它们吸引的原因，是他们不本真，他们太怯懦，他们不愿意理解这些事物只是我们为了减轻焦虑而编造出来的这一事实。而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就能不再减轻你的焦虑。但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德。萨特想迫使我们承认世界没有出路、自由不可避免、让人痛苦不堪的特质。他不但要排除上帝这概念，而且认为自由的可怕负担无法避免。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困顿、和痛苦驱使我们去逃避它。但为了保持诚实和本真，至少为了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样子，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冒风险这一事实。

我们再考虑一下他对精神分析的处理。他说精神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与宗教信仰相同的作用，它让你把你的行为、你的感受和你与世界的联系，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归因于回溯到你儿童时期的抚养和早期经验等等这样的事务，让你逃避自己所做选择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萨特说这种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坏信仰的例子。这是你在自欺，以便给自己一种从成为一个人的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安宁。因此，萨特认为，弗洛伊德是这种自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因为他让我们必须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规则，世界没有结构，你的行为不是由你对母亲的感情决定的，也不是由你的断奶方式决定的，也不是由任何类似的事情决定的，而是由你决定的，是由世界决定的，是由你与世界的冲突决定。责任在于你，且它永远不会远离你，除非你以牺牲成为可能的自己为代价。从某些角度而言，萨特的处理方式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即，他是一个英雄般的巨人，朝无意义的世界挥拳，但他不会发明一些伪解决方案。他说自由是人类的特征，我们必须直面它。没有道德规则，但至少可以有道德英雄主义，面对无意义和混乱的英雄主义。

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他的小说，而是几乎所有存在主义作家的小说，他们讨论的是直面道德混乱的道德英雄主义。这就是他们这个存在主义分支的主题。萨特这种存在主义在某些方面与斯宾诺莎相似，原因如下：斯宾诺莎相信人类没有绝对的自由，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世界完全是预先决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自由的，全然自由的。如果上帝是自由的，世界上就不能有其他自由的东西，因为这会限制并妨碍他的自由。由于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机械人，我们遵循与世界上一切其他东西一样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世界或宇宙只容得下一个自由的事物。在斯宾诺莎看来，如果要成为一个宗教信仰者，要坚守上帝这个概念，就要放弃人类自由这个想法。而萨特将这个颠倒了过来。他说，我拒绝接受宗教信仰，因为世界上只能有一个自由的事物，那就是人，而不是上帝。如果上帝确实存在过，那么他早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了。而且，如果他是自由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自由了。斯宾诺莎是对的，如果我们要自由和本真地面对真实的自己，上帝必须得走开，他挡住了我们的路。这是他论证的基础，他将斯宾诺莎的决定论转变为非决定论。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摆脱上帝，他将无情地摆脱他，以及其他一切。所以说，是上帝挡住了我们的路，如果他存在，他会踩我们的脚。因此萨特决定摆脱他。这最终成为了一种孤独的英雄主义，既不接受任何预设的公式，也不给出任何它自己的公式。让我们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认为唯一将存在主义聚在一起的东西，是它们具有粗略的相似谱系。严格说来，不存在什么存在主义教条，你教条化得越多，你就越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信奉教条，当萨特告诉你你要做到本真，你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他的道德判断，仔细想一想，真的不适用于你。最后这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自由赞歌，一首赞美自由的诗，这是一种严格希腊意义上的赞词，一篇赞美成为本真的、自由的个人的意义，赞美如果你不能成为好人，至少要有英雄气概。萨特认为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情况，当然， 不仅仅是他，还有其他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没有教条，他们说没有普适于所有人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的原因。就谱系相似之处而言，这个谱系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似。存在主义者中有无神论者，如萨特和海德格尔，但也有信仰宗教者。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sh）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很大。卡尔·亚斯伯斯（Karl Jasper）这个伟大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也信仰宗教。法国的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也是一个宗教存在主义者。

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打没有网子的网球。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宗教存在主义者，你可以。如果你想成为其他类型的存在主义者，你也可以。没有什么规则，所以你可以边走边琢磨，如果以后你改变了主意，也许那也是本真的，也许不是。也许你想要本真，也许你不想。我们这真是在打没有网子的网球。

这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以为自己能确定的事情，就此而言，这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真正潜能，就此而言，我认为这是好事情。但考虑到它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它是极端危险的。它是本世纪最危险的倾向之一。从政治角度而言，一旦我们丧失了伦理理论的可能性，我们不是也丧失了统一的政治理论概念？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将所有的判断都主观化，不仅仅是对道德秩序的判断，而且相应的是对政治秩序的判断？萨特在二战期间与纳粹进行了斗争，至少他这么说。海德格尔戴上了纳粹党徽，在1936年对关于第三帝国的大学未来发表了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演讲。请不要对此发表任何沉闷的道德评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我们在讨论Dasein。但这意味着成为纳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什么规则可言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想对此做出道德判断，我们可以做两种。第一，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主观道德判断，比如说，我不喜欢那样，这类似于说我不喜欢西兰花的味道，或者说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唯一的困难是，这样一来，纳粹是好是坏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数一样多。但如果我们声称人们应对此做出统一的道德判断，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存在主义者了，取予由你，但二者不能得兼。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彻底将道德主观化时，我们相应地也将政治概念完全主观化。当我们这样做时，有位作家就曾说，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译者注：《理性的沉睡产生怪物》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其实是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一幅铜版画的标题，它通常被视为戈雅对启蒙价值的信念的宣言：没有理性，邪恶和腐败就会蔓延。）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将没有任何武器来对抗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倾向。当技术发展到我们可以官僚化和程序化种族灭绝时，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用一种可以被称为是好的方式来使用这种技术，这种取代自然来进行控制的技术？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过时的问题。他们会说，这表明你是一个哲学上的庸人，这表明你是一个游客，你不理解Dasein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要本真，抛一个硬币，想出这个或那个解决方案。这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正如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是一种哲学立场，它认为没有解决方案就是解决方案。它非常接近于自说自话，颂扬主观，无暇旁骛。这种考量的尽头有如蝎子尾巴，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学思潮。如果你想读一些好的存在主义作品，读读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或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或加缪（Camus）的《西西弗神话》之类的东西。它非常有效地谈论了存在主义的共同主题，并且它比大多数严格或自称严格的哲学作品更有效解释了一个事实，即它本质上是诗歌，而不是任何对世界的逻辑描述，因为他们对此不太关心。我强烈怀疑是否有统一的逻辑词汇，能让我们讨论心灵的内容。想想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拥有别人的经验是什么样子？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想象文学作品。我们可能会这就是文学的目的。存在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是对英美哲学中逻辑化和科学化倾向的诗意反叛。它的缺点在于，存在主义观点和存在主义者一样多。这意味着我们本质上是在打无网网球。一切尽在其中。所以最终我们唯一的标准是：在移动的是什么？哪种表达我们的困境的方式是真正有吸引力的？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阐述是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体内容如山姆·贝克特的《终局》（Endgame是一部话剧）中所说的：我们不是开始认真了吧，是吗？看过那看过《终局》的人理解存在主义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等待事情发生，也许会，也许不会，但即使发生了，我们也不会理解，或者有与理解者一样多的理解。问题是我们陷入了一种让沟通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主观性里。存在主义小说和存在主义戏剧中通常进行的交流实际上是一种诗意的交流。这种诗意的重要之处是他们产生更多的内涵而不是定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我们摆脱语言的模糊性，而存在主义者则沉浸其中。他们希望我们变得英雄主义，即使我们不能变得完美，即使我们不能变得理性，即使我们不能变成某种苏格拉底。也许苏格拉底在本世纪导向的是对模糊性的一种评价，它认为我们能做得最好的是至少勇敢地面对我们身边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这源自于19世纪值得我们考虑。在这个20世纪的西方思想倾向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想想19世纪初期出现的那种主题，英雄个体与群体作斗争、对科学和技术的仇恨、拒绝逻辑和理性以及确定性，而支持感情，支持情绪，支持直觉，支持主观性。如果说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主观性、强调英雄主义、强调不确定性、强调人类理性的缺乏或有限，那么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报复性地重新唤起这种趋势。我认为，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浪漫主义时代，即19世纪上半叶，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著称，但在科学或理性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成就。19世纪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而另一方面，19世纪晚期实际上做了这样的事情：从主观向科学和客观性转变。当这种转变崩溃，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工作，那个伟大的主观主义巨人，留给我们的就是浪漫主义的复兴。如果你不能执着，那就英雄气概点吧。如果你不能得意洋洋，那就忧心忡忡吧。至少做点有趣的事情。不要逃避问题。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个体？这难道不是狄更斯要求我们做的吗？情绪胜过科学；感情胜过理性。事实上，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绝望是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趋势的最典型特征。即使它作为一套答案不像一个问题那样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事实上它太模糊和朦胧了，但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如果它最终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尝试处理这些问题至少不会使你变得更差，如果它能让你的灵魂更深刻而不会损害你对客观世界的看法，那么你既可以避免唯我论，也可以避免成为一个没品位的人。实际上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主义者要求我们做的是，在这个科学和机器世界的时代，我们要达到作为人的有限的、不足和不令人满意的目标。

如果说它并非完全令人满意的哲学，那么至少它是一种重要而真诚的内心呐喊。它是对在一个几乎完全非个性化的世界里做一个人的困难的愤懑之叹。它主张诗意胜过理性，这是哲学和文化的一种倾向，因为这也是人类心灵的倾向。在我们拥有上帝的心灵和上帝的确定性之前，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将一直存在于我们身上。